京房易学灾异思想探析

京房易学灾异思想探析

邢月

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

摘要：京房在易学中特别重视卦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卦象是阴阳之气变化的具体体现，通过观察自然界的风雨寒温等变化，可以推断出未来的吉凶祸福。京房灾异论虽然具有浓厚的数术占验色彩和一定的学理化特征。他将易学与灾异观念相结合，为人们提供了预测和应对自然灾害和人生困境的方法。京房易学灾异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对后世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学术研究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京房；易学；灾异；象数

一、京房易学灾异思想基础

1.天人感应思想。京房的理论基础是八宫卦，他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象数框架中，以此来构建世界的逻辑结构。在他看来，天道与人事是相互关联的，天道以阴阳运行，吉凶因五行显现。自然界的变动与人事的变动紧密相连。天道之常通过八宫六十四系统所模拟的天道运行来展现和实现，当人们能够顺应天道行事时，卦象就会正常显现，天道就会以常态的形式展现和实现，吉祥就会出现；反之，当人们背离天道而行事时，卦象就会失常显现，灾异就会出现。卦象的变动最终体现在五行属性的变动上，五行属性的变动源于阴阳二气的流行，五行学说成为京房沟通天道运行与人事吉凶的中介。例如，在解释咸卦时，京房说：“土上见金，母子气合，阴阳相应，刚柔定位，吉凶随爻，受气，出则吉，刑则凶。”咸卦是兑上艮下，兑为金，艮为土，因此说土上见金，土生金，所以说母子气合，世爻九三为阳爻，应爻上六为阴爻，因此卦象为阴阳相应，这时吉凶就要因爻位所处而定。天道的运转在卦爻象上有所体现，卦爻象又联通着人事，天道因阴阳五行而变，人事也因五行生克而定吉凶，天道运行预示着人事变化，因此作为一国之君不可不深察天人之际。

京房在其《京氏易传》中提到：“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于乾坤，通乎万物。”这表明，以易道沟通天人乃是京房学术的核心。总结来说，京房通过阴阳灾异的说法，凸显了天道的至高至尚的超越性，论证了王道理想，寻求现实政治的合理性，重构了时代的政治信仰。在此意义上，天人感应的信念并不只是简单的神学目的论，而应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神学化与神学的人文化的双向度的发展。当现实世界无法为政治秩序找到一种合法性的依据时，神道设教必定会成为一种当然的选择，京房正是通过易道在现实与终极天道之间完成了二者的沟通。他以天人感应为信仰，以易道为中介，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可以说，就此点而言，京氏易学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西汉的时代特色。

2.卦气思想。京房在其卦气说中，是在孟喜卦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他对于孟喜的配卦法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创新。京房的理论特别强调了灾变的预测，将六十四卦分配到一年的日常事务中，以风雨寒温等自然现象作为预测的依据，并且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精湛。（《汉书·京房传》）孟康对此进行了注释，指出分配卦象到日常事务的方法：每个卦象对应一天，六十四卦总共对应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剩下的四卦——震、离、兑、坎，则被视为负责监督四方的地方官员。选择这四卦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重要的时节，同时也是四季各自独特的王气所在。每个卦象都有其对应的时间，占卜的方法就是根据那一天的情况来观察事物的善恶。（其中，“六十四卦”应为“六十卦”，“一卦主一日”应为“每卦六爻，共三百六十日”。另外，“四”字是多余的。）京房的卦气说与孟喜卦气说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认为坎卦主冬至，离卦主夏至。京房进一步用阴阳二气的概念来解释孟喜的理论，认为阳气（雄气）从左行，始于十一月的冬至；阴气（雌气）从右行，始于五月夏至。这样的解释为《易经》的占卜实践增添了新的维度，并且对后世的易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京房灾异思想内容

京房《易传》以灾异为主题的内容丰富，例子众多。例如，《汉书·五行志上》中引用的“颛顼事有知”条，均涉及水灾的描述；《五行志中之上》中的“欲德不用兹谓张”条，都是关于旱灾的论述；《中之下》中的“禄不遂行兹谓欺”条则讨论了旱灾和霜冻；《下之上》中的“潜龙勿用”条讲述了风灾，“臣安禄兹谓贪”条则涉及虫灾和震灾；“有蜺蒙雾”条则描述了蜺、蒙、雾等灾害；《下之下》中的“亡师兹谓不御”条讨论了日食。这些例子都是根据灾异的迹象，进行分类归纳，其体例与后世的《乙巳占》、《开元占经》等占卜术数书籍相似，甚至与马王堆出土的天文书也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以推断，京房《易传》与《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天文书以及《祯祥变怪》等数术书籍有着紧密的学术传承关系。实际上，《汉书·五行志》所引用的京房《易传》，大部分看不出与《易》经有直接的联系，这可能是由于引用时省略了提及《易》文的句子，或者原本就是这样。它们与提及经文的部分是否属于同一书籍，还是分别属于《灾异孟氏京房》和《孟氏京房》，现在只能停留在猜测之中。总之，京房《易传》确实包含了不少解《易》的句子，但从整体来看，它更像是基于灾异数术占验书的基础上，引入《易》经并进行改造而成的。其分类系统和术语体系仍然保留了数术传统的特点。

京房的《易》阴阳灾异理论，与《洪范五行传》相似，都是通过运用数术逻辑，构建了灾异的分类和解说体系。武田时昌提出，京房试图用客观法则取代人的主观臆断，展现了一种从随意解说向数术理论升华的科学化志向”。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京房是否有这样的主观意愿，但他的灾异论确实比董仲舒的更为学理化，这种学理化特征与较为浓厚的数术占验色彩有关。 关于京房《易传》的数术特点，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是经、传、 “辞”组成的三层结构。《汉书·谷永传》中提到谷永的话：“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 《易》 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亡。”《 辞》曰： “关动牡飞，辟为无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

三、京房易学灾异思想的影响

灾异的预测，即通过分析灾异的迹象来预知未来的人事变化，是传统灾异论说中的常见数术模式。这种预测通常是基于某些特定的征兆来预测灾异的可能发生，甚至包括灾异的具体发生时间与地点。在京房之前，汉武帝时期的夏侯始昌就已经运用这种方法预言过灾异。他通过观察“大风摧毁房屋”的现象，预测了火灾的发生，这显然是运用了风角这类数术。尽管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京房预言灾异的具体方法，但可以推测他的方法也离不开数术的范畴。如上文所引用的京房的第二道奏章中提到：“臣前在六月中曾提及《遁》卦未能应验，卦象显示：‘道士离去后，将会出现寒冷天气，积水引发灾害。’果不其然，到了七月，就发生了积水成灾的事件。”这里，通过《易传》中的卦象来预言水灾，其推断的起点仍然是卦气说的原理。

预测灾异对于预言家而言，是提升其声誉和地位的重要手段。《汉书·夏侯始昌传》记载，夏侯始昌在董仲舒和韩婴去世后，得到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夏侯始昌之所以受到武帝的重视，固然是因为他通晓五经，但他能够预知柏梁台火灾的日子，这一事迹被载入史册，至少表明这在当时有助于提升他的学术声誉。同样，京房也是因为多次准确预测灾异而崭露头角。在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京房凭借举孝廉的身份成为了一名普通的郎官，并不引人注目。到了永光元年（前43年）四月，出现了“日色青白，无景，正中时有景亡光”的异常天象，随后在永光二年三月发生了日食，七月羌族反叛，永光四年六月又出现了日食。京房多次上书预警这些灾异，他的预测屡次应验，使得皇帝对他刮目相看，并多次召见他，给予他在元帝面前陈述意见的机会。《汉书·儒林传》中提到他因“明灾异”而受到宠幸，这里的“明灾异”指的就是他预测灾异的能力。

京房精通数学，擅长预测自然灾害，同时也似乎能够通过自然灾害来预知人类社会的变化。在他的第二道奏章中，他引用了他的弟子姚平的话，指出水灾的预言已经应验，因此与这个预言相关的“道士将死”的结论也就不言而喻。这里的“道士”显然是指京房本人。京房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以寻求避免不幸和追求利益。京房使用占卜技术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和福祉。京房在《易经》的研究上，虽然重视阴阳五行和数术，但他的伦理观和政治立场本质上却是儒家的。他利用对灾异的预测赢得了元帝的关注，通过增强灾异说的影响力，进一步运用灾异预言作为表达政治主张的工具。通过这种将人事与灾异相联系的言辞策略，京房追溯灾异的根源，以此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因此，他的灾异论可以被视为“以儒学为核心，数术为辅助”的理论体系。

在汉代的灾异论领域，京房显著的贡献在于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救灾理念，这一理念专注于纠正国君的行为偏差，力求“矫正不正之处，使其回归正道”。他倡导以仁义礼乐等传统价值观念来引导政治和社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易传》中关于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1]姜喜任.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J]，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7）:5-7.

[2]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J]，历史研究，2011（06）：75-76.

[3]杨艺谋.灾异论与西汉政治[D]，华东师范大学，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