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探源学术史概论： 为何我们要重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 邓宏海

本来生活在数千年来流传的三皇五帝神话的迷雾中，历代中国人一直尚未意识到认识自己文明之来源的重要。可是，自中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开展以来，争夺中国文明起源和进化史的解释权以占居世界文明制高点，却成为国际上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霸权与反霸权斗争的焦点之一。随着西方列强统治世界的理论由“西方文化中心论”向“历史终结论”以至“文明冲突论”演变，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两种倾向的争论，也随之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在西方列强以”普世价值”和基督教信仰煽动的“颜色革命”，接连肢解苏联及其一个个加盟国的腥风血雨风直扑莫斯科的险恶形势下，才醒悟到其国民对本国传统文明的自信所凝聚的全民统一意识，是比尖端核武库更重要的镇国之宝时，普金总统不得不为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史的真相，来力争俄国和全球人民的同情(救兵 2020)。同样，西方的“颜色革命”正在从台湾、香港等地逼近内地的危险局面也在警示：我们炎黄子孙为还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化史本来面目以坚定文化自信的斗争，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值得中国和全球人民的重视了。

一、先秦古文记载的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及其被神化的时代

中华先民使用的“文”字，作为对认识、适应和利用自然之知识和才能的概括，最早出现在何时？迄今考古发现，最早出现在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扁壶上的早期象形文字组合“尧文”中。此“文”字本身是竖写的数字卦“∧×”，确与《尚书·尧典》所载“帝尧聪明文思”之“文”吻合，且确含“经纬天地谓之文”的本义（F313）（详见本书系第一卷第四册）。

中华先民使用的“文明”概念，作为对人类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概括，最早见于何时？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的“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纪，史前中国人就已开始用文字概念来表达自己对其文化发展状态的整体认识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自从传播阳历技术的文字的使用，使各地氏族懂得“敬授人时”而争取不误农时以来，中国社会便开始步入文明进化的历程了。显然，中国古人的这个土生土长的传统文明观，同西方人认识文明的先驱——19世纪80年代的莫尔根和恩格斯对文明的定义不谋而合。莫尔根(1957)的《古代社会》一书说：“文字的使用，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提供了文明开始的最适切的标准。”恩格斯(1972)也说：“由于文字的发明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正是从数字卦逐渐进化为成熟象形文字以降，设史官作五纪、藏典籍这套制度的连续实行，且历代史官坚持秉笔直书、讲究“字字皆有来历”之传统的延续，使那时以来的氏族、部落及其联盟以至国家，就一直重视其社稷大事的记录及其传承，以致西方史上第一位对人类历史作哲学考察的学者——德国哲学大家黑格尔（1822-1823）就发现“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正因如此，中国古人有意思地记录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程也是最早的。这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就可看到。

如西周初期（公元前1115年）周成王登基典礼文诰——《逸周书·尝麦》载：“昔天之初， □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又如战国初期的《庄子·胠箧》载：“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再如战国晚期的《易传·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类记载还有很多，散见于先秦文献和甲骨文、金文及出土文献中。本来这些记载都直接来自商周典籍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中国上古史书。《周礼·春官》规定：“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就表明西周王朝的守藏室中就藏有三皇五帝之书；上述《尝麦》文诰中就提到“赤帝”“黄帝”“蚩尤”“少昊”“五帝”，《庄子·天运》也提到“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可见“三皇五帝”的传说直接来自商周典籍；而三皇五帝各时代相关部族的事迹都被商周祭典神化成神话人物的故事，使“三皇五帝”的神话也直接由商周流传下来。只是到周王朝礼乐日趋崩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守藏室中的这些典籍散失于诸侯各国之后，三皇五帝之书被各国诸侯所瓜分，直至为各国诸子引以为说而成的百家之说，就零乱无序了。孔子、管子及其他学派都力图以各自的版本恢复“三皇五帝”说来宣扬各自的主张，于是出现了多种“三皇五帝”系统；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是《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五帝系统：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二是《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帝系》并为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继承的五帝系统：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其实，前者是按年代顺序的上古史的五帝；后者是黄帝嫡系五帝，二者相连接，便成三皇五帝为核心的上古史总框架。于是，秦汉以来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围绕三皇五帝的传说史，包括西汉孔安国《尚书序》的“三墳五典夏商周之书”、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的“三皇五帝三代皆有年数”的古史等，都将商周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混合成中国文明史知识，世代相传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这样以“三皇五帝”为核心之传说史，来主导中国人对其文明史认识的状况，一直延续下来达数千年之久，被称之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当然，所有这些直接来自商周并在春秋战国时期流传开来的关于中国文明史的传说，正如王国维（1996）所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但其中三皇五帝各时代这些神话人物所代表的史前各部族及其重要事迹的史实，是能够通过将其传说与有关考古材料相对证而从神话传说中分离出来的。譬如，王珲（2007）已用出土文字材料与五帝传说相对证，证明了“战国时期流传的五帝时代这些著名领袖人物及其事迹还是应该相信的，也是我们应该根据出土文字资料和古文献相互印证并重新整理的。”所言极是，我们确实应该把古籍文献材料与人类学调查材料、考古材料和出土文字材料系统地相对证，以实证研究追溯其源头，还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化的全过程，这正是炎黄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在西汉以来“独尊儒术”制度的统治下，这套古史传说体系中的史实不仅没从神话传说中分离出来，反而其神秘色彩被越描越浓，直到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日趋侵入，它主导中国人认识其文明史的一统局面才逐渐被打破。

二、18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自从16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逐渐展开，而围绕“西来说”还是“本土起源说”之间的对立出现了时起时伏的争论。这两种倾向在争论中主次、优劣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黄金时代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国内外学术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现代史明显呈现为两个阶段：18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为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现在为第二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世界统治和疑古思潮的兴盛，商代中期以前的历史被疑古学者全归为神话传说，在其“古史是神话”的命题之下，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成为一片空白，“中国文化西来”说便乘虚而入，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屡战屡败而任人宰割的屈辱，中国主流学界的精英们就更为丧失文化自信，纷纷反戈一击将传统文献记载的自己民族历史统统推翻，转而拜倒在西方学者“西来说”的脚下，“西来说”便取代了三皇五帝的上古史体系，成了统治这一阶段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倾向。

2.1 西方18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的两种对立倾向

          正如美国考古学家Keightley (1983) 所描述的：,“许多西方学者以对西方文化之优势和神威的完满自信，就深信：中国缺乏它本土自生的任何文化。”例如，法国汉学家 Guignès (1761) 就宣称：“中国人本来就来自埃及。”.英国学者Colquhoun (1885) 也断言: “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黄帝，是从巴比伦移民过来的。” 法国东方学家 Lacouprie (1894) 煞有介事地说: “所有调查的案例表明，中国文化都是从外引进的结果，并且无一是自主发展起来的。”. 瑞典学者Andersson 于1920年在中国河南仰韶村发现第一个仰韶文化遗址后，他 (1943) 宣布：“这个遗址的彩陶和磨制石镰都是从西亚传来的。” 荷兰考古学学家Frankfort(1950)在肯定近东文明是完全独自发生的文明的同时，却说: “对中国文明，我们必须考虑有些人所说的由西方影响传入的可能性。”直到1954年，美国人类学家 Ward（1954）还在坚持说 : “中国文化的许多基础元素都有它们在地中海沿岸国家

的起源。”

          与上述那些学者所持观点相反，有几位著名西方学者致力于用他们高度发展的科学分析方法来深入研究中国古籍，从中发现了中国史前先民对人类科技和文明进化所作出的重大发明和贡献，为国内外学界重新认识中国古籍和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指出了光明前景。如莱布尼茨（Leibniz 1646-1716) 作为世界近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就以特别擅长对中国古典作逻辑分析而确信：他能“从圣人的经典中追溯到圣人时代, 发现现代中国人乃至古代诸子百家未知的东西。” 他强调 (1697-1716): “易经是这样一部书，如你仔细认真地读它，你就能发现这样的事实：古代中国人不只是在道德、诗词……等方面，而且在科学上，极大地超过了现代中国人。” “中国与埃及并列是科学之母”, “伏羲六十四卦图是科学最古老的里程碑之一” (Cook , Rosemont 1994, Perkings 2004, Aiton 1985).。又如世界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现代哲学之父黑格尔（Hegel 1770-1831) 集莱布尼茨等近代哲学大家和古希腊哲学之大成，以他结合古希腊哲学和中国易经哲学发展而成的近代辩证法，对包括中国经典在内的各国留存的历史文献进行了首次全面而系统的哲学考察。他在《历史哲学》 (1822–1823)中结论道: “历史随中华帝国而开始，这不仅是因为它最古老，就像它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那样古老一样，而且是因为它的如此持续的本性。” “如果我们依据其各方面的事实将所有这些王国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华两河流域的帝国是世界上最经久耐变的国家。”

作为一个研究数理逻辑出身的哲学大家罗素（Bertand Russell 1872年—1970年），通过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在其所著《中国问题》（1922）中对中国文明的本土独立起源作了如下论断：“中国的古老文明如今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中国在丝毫未经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

在当时”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统治下，这些求实的科学大家，尽管闻名世界，但他们的这些真知灼见，却被西方主流学界以“沉默”对待，当时中国主流学界更是没有在他们研究结果的启迪下转而重视中国古籍记载的可靠性。

2.2 中国18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两种对立的倾向

这期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日趋广泛而深入地入侵中国，在宋代以来日益兴盛的新儒学的“易本卜筮之书”说和疑古思潮的主动配合下，“中国文明西来说”在国内学术界中登上了统治地位。正如李约瑟（Needham 1965) 所指出: “中国学者们自己就往往忽视其祖先的贡献” ，当时主流学界的名流学者普遍对中国古籍做“每辨必伪，逢书必假”的考辨，并全盘否定“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刘重来 1999，晁福林 1999）。他们之中的头面人物宣称：“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易经全部就是一本卜筮书，而以迷信为其全部血肉的。……那里只是一些古时代木乃伊的尸骸。”、 “《周易》是卜辞的汇编”; “阴阳五行哲学是在汉代突然冒出来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经三百篇做起 ”(郭沫若1982,   顾颉刚1982, 胡适 1982)。

与他们相反, 一些学者力求从世传古籍和考古材料的对证中探索古史的真相。如王国维（1982）在1917年率先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并率先用于殷墟甲骨卜辞的研究，证实 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的古籍文献关于中国先秦古史的记载的可靠性得到了验证，增强了求实史家们由商史向前追溯到夏史乃至五帝三皇的信心。 他于1925年把他研究甲骨文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一门新的学科往往来自新的发现”的信念，并为甲骨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董作宾(1977) 应用王国维倡导的古史新证法，将甲骨卜辞与古籍记载相对证，以现代天文学计算的数据, 建立了商代历法谱系，撰写出李约瑟所称的中国天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殷历谱》”，并“复员”了古史传说年代学上的商代到夏代、五帝时代乃至黄帝时代的公元纪年   (公元前1112-前2674 .).。这就为开展中华文明5000年的实证研究走出了扎实的第一步。李济（1957）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对民国时期三十多年的考古发现作了总结：“三十多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成就是发现了商朝遗址。……由这个坐落在河南省北部黄河北岸的遗址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来看，不但相当进步，而且已臻成熟。它俱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和政治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这个文化也为后来周朝的孔子及其学派所代表的人文哲学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尽管他对商文化的来源还琢磨不透，但他据理驳斥了“甲骨文来自西亚”的谬论，还肯定：“在安阳地区多处有着这样三种文化遗物，并且有明显的分布层次即：（1）彩陶文化；（2）黑陶文化；（3）商朝的历史文化。”由此，他（1954）开始探索重建古史的伟大事业，并为此提出了三大标准：“（1）如何把考古材料本身联起来；（2）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3）如何把它们与整个人类史联起来。” 徐旭生（1960）力图将中国神话传说有序化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作了初步系统化的文献学研究，把神话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划分为“古代部族的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蛮苗集团”，为其后系统化古籍所载神话传说的文献学研究带了头。丁山（1988）以大量古籍记载的神话人物的名号和事迹与出土甲骨文、金文相对证，证实了“史前神话人物世系多出商周祭典”，揭示了后世流行的神话确实来自商周祖先崇拜宗教祭典对史前祖先事迹的神化。这对将神话返朴归真成信史的研究和中国宗教起源研究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三、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术界的两种倾向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著考古发掘工作在中国各地日益广泛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铁器时代的遗址被发现，特别是数百个先秦遗址出土材料的的富集，为学界将考古学证据与古籍记载、出土文献和人类学调查材料相结合，纵深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材料基础。连外国学者也说：数百个先秦遗址现已富集的考古材料与巨量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材料一起，使我们可利用的材料比五十年前的学者所利用的材料之多简直不可计量 (Keightley 1983).。但是, 同以往一样，学者们各自处理史料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即使是考古材料空前富集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两种对立倾向，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西方和中国，仍继续在开展激烈的争论。

3.1 西方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两种对立倾向

         在面临证实中国史前文明独立起源并连续进化的考古材料日趋富集的情况下, 坚持“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学者是越来越少了。但是，一些学者却把这种“西来说”具体化在中国文明的某些要素中, 继续以“西来说”发起化整为零的进攻。 如美国历史学家 Gelb（1963）就在其论述“世界文字同源于西亚”的专著中，指出：“中国文字似乎是起源于商朝，其中以许多外来的新成份为特征，它们已为很多学者所承认，因为这实在是一种外来文明。”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Loehr 1979) 陈述道: “陶瓷、书写的主意、以及青铜锻造术，原来都是由伊朗或俄国南部某些地区传到中国去的。”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唐奖汉学奖得主、华裔美国历史学者余英时，在他获得唐奖后的演讲中宣称：“过去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都从先秦诸子开始。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我认为应该再向前追溯，追到诸子之前，那时还没有“哲学”或系统性的思想流派。”   俄国学者Fitzgerald-Huber (1995):以 铜器造形和纹饰上的“相似”，提出下述中国青铜术“西来说”：“二里头铜爵是以伊朗西南部的沙赫德（Shahdad）遗址出土的有流铜罐为原型的”，“沙赫德的另一种饮水铜器是中国青铜觚的祖型”；“二里头陶器上有泥饼状装饰，是模仿来自巴克特利亚（Bactria ）青铜文明的薄金属工艺的铆钉技术”。更为普遍的是，一般西方学者以否定甲骨文以前的出土文字材料为借口，不承认夏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为中国文明(闫敏1991)。

         与上述西方学界的倾向相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通过对中国古籍和考古材料的深入研究，具体地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独有特征，进而论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本土独立起源。这期间这方面最杰出的成就，莫过于英国历史学大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对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存在过的21种文明的比较研究，及他据此研究结果撰写成的世界史上的划时代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72）。从如此宏大的文明比较研究中，汤因比 (1947) 提出的核心理论是文明起源机制的“挑战与应战”论。中华文明的起源正是出自中国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挑战与应战机制：中国境内大陆性季风气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的“灾荒国”，在周期性自然灾害的挑战下，黄河、长江、辽河流域生活的远古中华先民，最早形成和养育了以氏族集体协作和集体智慧应对各种挑战，来维持氏族生存繁衍的文化习俗，而贯彻其连续进化过程的每一步。正是为应对气候周期性变化的挑战，他们以集体智慧最先发明多种计算工具、天文历算器具直至发展出主导方圆术、规矩术、大衍术乃至青铜术、宫殿建筑术起源的世界最早的原文字（数字卦）和原科学（易学）；正是为应对频繁自然灾害的挑战，他们力求增加人口而导致中国农业的最早起源和持续发展，及以其为基础的氏族集体协作的规模逐步扩大到部落、部落联盟直至形成世界最早的国家（邓宏海 2017）。汤因比尽管没来得及从考古材料中看到史前中华文明要素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但从秦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明史料中洞察到，中华文明是最充分验证他的理论假设的最典型文明。因此，他（1947, 2007）认为，在世界上一类经久不衰、充满适应和应变能力、在面临挑战之际反而会不断重新激发活力，使自身得到更新的少数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最为长久、适应能力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他以秦代以来大一统国家文明形成和持续发展原因的分析，论证了中国历史是“一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

继罗素、汤因比之后，由生物化学家转行的英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以其50多年心血致力于 从各国近3000年来古代文献的比较研究中，追踪各项重要科学技术的最早起源。依据其结果，他撰写出世界科技史上的划时代巨著《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其第1卷（1965）总括全书的核心结论是：“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系统化方面的弱点，并没有妨碍它的技术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领先于近代欧洲之先，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是如此；在17世纪之前，古代中国人完全占居科学的支配地位。在17世纪之前，中华文明较之西方更先进，随后便落后了。”

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美国历史学家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1954-）说: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显现得与众不同，她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华文明历史最悠久，延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聚合的力量超越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中华文明也涵盖了最大的疆域，面积比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都要广阔；也许更重要的是她的连续性——当其他文明遭到外族入侵或陷入混乱的时候，常常就崩溃灭亡，不能重新建立，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承受住这些考验，继续用同一套基本原则重新建立自身的文明体系。……我最初对中国历史研究感兴趣，就是想找出中华文明能够如此独特的原因。”

这几位世界闻名的大师的上述成就，仍然不为西方主流学界所接受，反而受到其头面人物的批判，如被称为“美国政坛常青树”的基辛格（2015）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意义：反思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 到其总结其60年外交生涯的理念之作《世界秩序》，都是在批判汤因比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理论中，论述他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最符合伦理、理智甚至美学的体系——均势秩序论。普林斯顿大学的查尔斯•盖斯派全盘否定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他说他的理由是：“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但我知道凡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历史书，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在以上几位大家主要依据古代文献做研究的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主要依靠考古材料做起了中国文化和文明进化研究。如 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Popo 和Keates （1994）审视和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中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材料, 他们的结论是: “远东地区人类的认识和文化能力的进化方式与欧洲—非洲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是；以连续性，而不是迅速变化，很早就开始的、散发的标准化和地理多样性为特征。”“在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在旧石器技术类型上存在着实质的区别。”与流行的西方主导的“旧世界文明同源”论相抗衡，华裔美国学者何炳棣（ Ho, Ping-ti 1975) 以收集到的考古学证据、特别是外国学者在中国采集到的考古学证据，在《东方文明的摇篮》中，提出了新石器时代和早期历史时期中国的技术和思想是本土起源的理论，并论证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不仅是相当独立于西方的，而且像近东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一样，中国文明也是东亚文明的源头。美国考古学家Keightley (1983) 在其汇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承认：“在我们的考古学知识现状的基础上，这些话是必须强调的，即无论是否只看部分元素，就文化特性的复合体来看，我们把中国文明归结为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它拥有值得尊敬的古代和土生土长的有文献记载的世系” 。意大利历史学家Scarpari (2006): 在《中国文明从其起源到唐代》中写道：“地中海沿岸的伟大文明与东亚不曾有过有意义的接触，由此同西方文明更是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遥远的传说世界。当学者们日趋深究其文献来源时，当考古学家们开始发现中国古代遗存的证据时, 它的文明就会证明是远为更复杂、甚至是更迷人的。”

上述这些求实学者坚持西方实证科学的传统和方法，独立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这些重大成果，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但在国内外主流学派及其水军，将西方名牌大学出版的“中国上古史”和西方大奖得主宣扬“西来说“的作品，大肆炒作成“畅销书”的强势之下，这些论证“中国文明本土独立起源”的力作，就沦落于冷门了。

3.2 中国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两种对立倾向

随着中国各地先秦遗址考古材料的日趋富集，支持“中华文明本土独立起源”论的考古学证据的积累，早已达到了推翻形形色色“中国文明西来”说的绝对优势。在毛主席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新的考古发现为依据，在60-70年代开展了对“中国文明西来”说的批判，普遍主张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论。70年代以来中原及其以外与文明起源有关的考古发现日增，推动文明起源研究掀起一波波高潮，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清除疑古思潮留下的重重障碍的研究，而随之启动了走出疑古时代的步伐。可惜，中华文明研究史上兴起的这30年最好局面，在毛主席去世后未能继续下来。在国内外“西来说”的乘机反扑下，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的这两种倾向的争论在80年代末期以后就更加激烈了，并且随着历史虚无主义在近四十年来国内外主流学界和舆论界日趋猛烈地泛滥，“西来说”更是以妖魔化和虚无化中华文明史的新形式主动发起进攻，使国内的文明起源研究返回到了“西来说”压倒“本土独立起源”论的旧局面。

在新中国的成立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迎来大发展的新局面。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引下，中西方科技和文化精华相结合的趋势，逐渐由自然科学技术转向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乃至考古学领域，使中国科技、学术和艺术进入大发展的最好时期。在自然科学界捷报频传、接连取得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者将日益增多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和人类学调查材料相结合，开展文明起源的古史新证研究，向以往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西来说”发起反击,并走上了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进而探索古史重建的道路。以下仅举几个突出范例。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的裴文中和郑德坤，发现并论证了山顶洞人文化(公元前1800,000-160,000年 )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裴文中(1965) 在其《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中结论道：“山顶洞人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阐明了人类文化的起源。从石器的使用发展为骨器的广泛应用，是由原始发展到文明的一个阶段，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划时代变化。”依据其对山顶洞人文化与商朝文化比较研究的结果，郑德坤（1973）作了这样的结论: “山顶洞人较之同时代的其他智人更先进，他们用串连的兽牙作算器是商朝使用数名的甲骨文的起源。”

与上述美国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认识和技术的进化具有独特的连续性不约而同的是，中国古人类学家们发现：中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遗址出土的化石材料就显示其进化的连续性：直立人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早到早更新世的早期阶段。暴露直立人逐渐向智人进化遗迹的遗址陆续出现于中国各地，如四川巫山人 (2 百万年以前)、 山西西侯度人（1.8百万年）、云南元谋人 (1.7-1.6 百万年)、陕西 蓝田人 (1-0.65 百万年) 、北京人   (70-40 万年)、.陕西大荔人（23-15万年）、 山西丁村人（21-16万年）、山西许家窑人（12-10万年）、北京山顶洞人（2-1.8万年）等。在对这些遗址出土材料，特别是其石、骨器的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专家们发现了中国文化由直立人向智人连续进化的过程 (Scarpari 2000).。如中国古人类学大师贾兰坡（1960）通过对其中一些旧石器遗址出土石器关系的研究，发现：“我国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是广泛存在的……彼此之间有着共同关系。中国猿人的石器和比之较晚的石器相比，也保持着一定的垂直关系，……已显示出彼此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可以说明祖国的原始文化是完整无缺的。我们可以把祖国的历史一直前溯到五十万年前”(F15) 。原始美术史专家们也发现：“随北京人-峙峪人的细小石器传统的继续扩散，山顶洞人发明的新石器磨、钻技术有流传下来传统”(王朝闻 1987)。正是中国文化所独具的由旧石器时代初期向晚期直至新石器时代进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遗传, 以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绵不断延续至今的文明。

作为新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头人夏鼐（1985），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综观各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将文明定义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他将国内外考古学界公认的各种文明标志论加以归纳，列举出城市、文字、冶炼金属作为文明标志。在他对文明的科学定义的指引下，这些作为文明标志要素的考古发现，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他在论述中国文明起源时，按照考古发现的时间表一步一步地往前推，最后他认为文明的起源还要往前推：“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在他的带领下，文明起源研究掀起了高潮。

           在中国各地发掘出的考古材料的积累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富集水平而成为考古大国的基础上，考古学大师苏秉琦(1998) 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6大区系，并依据每个区系的典型考古学文化的遗存提出：“我们 早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形成过程中，就把中国六大区系分为面对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的衔接，大头在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我曾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真正的文化源头要到超百万年的上新世红土层去寻找。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的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到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和重组，再到秦汉时代及其以后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这一有准确时间、空间框架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史的主体结构，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他 同张忠培、严文明合著（1994）的《中国远古时代》，集中国百年来考古学研究之大成，而对各地史前遗址出土材料作了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尽管他们这次系统化考古材料的研究，未能与传说史研究结合起来，而没有达到李济所归结的重建古史的三大目标，但苏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不愧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著作，率先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科学地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中国古文字学和史学大师张政烺 (1980) ，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土的数字卦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了易经的符号卦起源于数字卦，并用古籍记载的文献学证据和甲骨文、金文记录的数字卦的考古学证据相结合，以二重证据法对这一发现作出了确证。他（1951，2004）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追溯了史前氏族进化成商、周国家的过程，并验证了商、周礼制由史前氏族文化习俗进化而来的礼制起源论。依据他的这一研究，他结论：“氏族的集体协作和贡赋奠定了中国文明。”这些是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这两大领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对后世这两大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

中国古文字学和史学大师饶宗颐 (1983，1993) 追溯了商周数字卦由商代早期和史前文化发展而来的过程，列举了辛店文化、马家滨文化出土的数字卦材料作史前数字卦的实例。他以有关古籍记载与甲骨卜辞和出土文献中的证据相对证，验证了古籍记载的许多史实，如夏代历法体系中已包含天干地支系统，商代已在运用河图洛书和二十八宿（饶宗颐 1995），周代早期已在应用五行学说等，以多重证据核实了中国古籍记载的可靠性，对走出疑古时代有重大意义。

中国古文字学和史学大师李学勤（1995,1997, 1999）也用有关古籍记载与甲骨文、金文及出土文献中的证据相对证，以多重证据核实了古籍记载的许多有关文明标志要素的史实，如“始建年代早过公元前5000年的，有河南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城址”、“在河南舞阳贾湖的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龟甲等上面，发现了若干刻画符号，有很像殷墟甲骨文‘目’、‘户’字的，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6600至公元前6200年这是世界最早的可能与文字有关的符号”，“金属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也不晚于其他古代文明”，“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遗存中发现了一系列那时的文字资料”，“周易本经是西周早期成书的”。他(1999) 结论道：“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肇始要比一些人设想的更早 ”，“考古发现和研究反复证明了古代文献的可信性。作为‘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 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工程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以较多的证据将周朝经过商朝上溯到夏朝的传说年代学，再次转换为公元纪年(221-2070 B.C.)。 他的一系列古史新证研究的成果，对中国学界走出疑古时代，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1921-1991这70年间中国各地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而连续概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动态的考古学家 严文明（1997），对这70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进展作了总结和展望：“近年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又有许多进展：一是文明起源的时间有所提前，二是文明起源的地区有所扩大，三是关于文明起源模式的认识有所变化，四是对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的认识有所深化。”“中国古代文明覆盖范围之广和多元一体的向心结构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结构使得中国文明此消彼长，充满活力，同时又有很强的凝聚力，从而成为世界上唯一得到连续不断发展的伟大文明。这一事实使我们相信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对于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发展规律，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可惜，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势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加速衰退下来而走上了反面。随着国内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日趋泛滥,强调“易本卜筮之书”说的朱子理学,同其它一切腐朽思想和腐败势力一起，迎来了东山再起﹑旧业重振的热潮，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那几大派早已拿手的双簧戏又粉墨登场，且愈演愈烈；他们把“易本卜筮之书”说的大合唱与时俱进地推向新热潮，且愈唱愈凶。现代儒学派的新代表重显发挥“易本卜筮之书 ”说之身手，将其与时俱进地发挥成“易学起源于神学迷信”之新说﹔继现代疑古派的“《易》出自龟卜”谬论被考古发现推翻后，至今坚持其未竟之业者前仆后继，推动主流学界一致公认朱子这一说的局面继续强化，以致游焕民（1988）惊呼:“现代学者更一致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主流学界的精英们并不以此为足，他们不仅将朱子的“易本卜筮之书"发挥成“易学起源于神学迷信”，而且要乘胜追击，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总根的易经的妖魔化，与西方妖魔化中华文化和文明、鼓吹“万物有灵”、“普世价值”的舆论相接轨，炮制“占星术为中国天学真原”﹑“中国思想文化主要起源于原始宗教”、“中国古代文明标志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与巫术有中心性的关系”等新弥天大谎，创下了“易本卜筮之书”谎言史的新记录。那些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的“西来说”，如中国文明“埃及来源”说、“巴比伦来源说”、“地中海文明来源说”、青铜术、丝绸之路“来自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等等，纷纷改头换面成“创新成果”，登上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各种舆论平台而成为时髦。

更有甚者，这期间考古学界的新领军人物，对公元前6600年以降中国各地遗址考古材料中大量存在的与文字有关的符号材料及其研究成果熟视无睹；对公元前4700年以降中国各地遗址出土的铜器及冶铜遗迹及其研究成果也视而不见，置莫尔根、恩格斯以文字为文明最适切标志的原理于不顾，否定其前任夏鼐大师从唯物史观出发综合前人成就提出的文明的定义及其所体现的“三要素”标准的普遍意义，竟一意孤行地将文明的文字、冶金术标准排除，把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割裂开来，按其所好从中拣出“五个特征”，既不讲这些特征界定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其间关系的逻辑必然性、又不顾其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就这么人为地拼凑在一起，提出了一个不包括文字和冶金术的“五特征”文明标准，不仅闹出了人们所说的“国际笑话”，而且把一个南美的次生文明——以结绳为文字的印加文明作表杆来比照中国文明，把中华文明贬低成这样由外来文明派生的文明。以这样一个与文明起源实际历史过程不合的“五特征”文明标准来指挥探源，就在客观上使数十年来花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探源工程”，不仅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也偏离了国际学界公认的文明起源研究轨道，而且使这项大工程在脱离“三个联系”中永远达不到应有的目标。既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70年考古发现基础上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已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在本土上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那么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所有成熟文字，就必定是在本土上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原生文字；包括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乃至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及其冶金术的源头，就必定是在本土上完全独立起源的原生冶金术；其文字和冶金术就必然伴随城市、礼仪建筑、国家等标志要素，在相互作用中一起以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顺序而起源和进化。因此，在这个不包括文字和金属标准的所谓“五特征”文明标准的指挥下，脱离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实际搞“文明探源”，实质上是以大量新发掘出来的考古学证据，回到支持西方学者早在鼓吹的“甲骨文西来说”、“中国冶金术西来说”、“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老路上去了。

幸好，除了一些继续坚持按夏鼐定义的文明标准做文明起源研究的老学者外，越来越多后起之秀，没有受这个“五特征”文明标准的束缚，努力学用二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对中国文明起源各方面的具体课题进行古史新证研究，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考古学家张居中将其主持发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材料，与古籍记载的有关伏羲大昊氏的一系列神话传说做系统的对证，为将这些神话传说返璞归真为伏羲氏族史料进行了里程碑式的研究（F38）。考古学家王仁湘（1999）对中国各地于距今6000年前后在各种考古学文化中广泛流行的以旋纹为主题的彩陶图案，以其大量实例就其共同含有的“阴阳”内涵、来源、类型、分布、演化、伴生类型及象征意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史前在距今6000年前后拥有一个共同认知体系的史实，这是第一次从精神文化层面上对中国文明起源之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证，对作为传统中华文化之核心的阴阳观和历法之核心的阴阳合历的起源和进化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考古学家张国硕（1996）将甲骨卜辞中关于商族众先公的记载和古籍中的相关记载，与各地遗址出土的陶器演变谱系示踪到的下七垣文化的来龙去脉相对证，对先商文化迁移的历史轨迹作出了迄今最充分的论证，对破解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追溯商族的起源作出了重大贡献。甲骨学家蔡运章（1992，2004）一贯重视甲骨文起源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曾对9000-7800年的贾湖遗址及其后的一些史前遗址出土的象形符号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并在与其相似的甲骨文、金文做系统的对证中，对其表达卦象的功用作出考证，科学地提出了“卦象文字”的概念；进而将商周遗址出土器物上的数字卦，在同甲骨文、金文和古籍中的相关记载相对证中，做了分类考释，证明了数字卦的发现和解读对研究《周易》及中国文字起源和发展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王震中（2013，2014）一贯致力于将考古材料与甲骨文、金文和古籍相关记载结合起来，对中国文明起源起源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进行开拓性研究。他将仰韶文化大河村遗址及其相关遗址的出土材料，与古籍记载的有关祝融氏的传说相对证，以多方面的具体证据把这些传说反扑归真为祝融部族的史实，对研究中国文明进化中的黄帝时代作了重大贡献。他把中国各地遗址出土材料与甲骨文、金文和文献材料结合起来按年代顺序梳理，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王权形成进行了里程碑式研究。历史学家王珲（1998， 2000，2007）以出一系列土文字材料与古籍记载相对证的突破性研究，来证实西周初期和五帝时代历史真相，为走出疑古时代、重建古史作出了杰出贡献。考古学家叶茂林(2016) 以甘青地区历代齐家文化遗存古人牙齿的DNA的考古学检验，证明“齐家文化为羌人文化”，对破解长期来争论不休的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源流问题作出了关键性贡献。有这类贡献的后起之秀还有，篇幅所限就不再列举了。

作为世界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国文明，其起源和进化过程的历史最悠久，确如苏秉琦所言是“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万年的文明起步”，其溯源研究必定是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伟大、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迄今国内外学界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上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总和，也算不上走完了这项伟大事业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与西方学者对其原生文明——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溯源研究所完成的程度相比，也是远为落后的。正如荷兰考古学家Frankfort (1951)所说：“文明起源不是指其历史的开始、不是指它的树干，而是指它的根系。”近三百年来，他们正是按这个起源的概念，遵照综合文字、城市、礼仪建筑、冶金术等标志要素的文明标准，一代一代学者以其终生数十年的精力，接连对西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做实证研究。仅对其文字的起源研究，就已溯源到数万前的旧石器时代;   一位美国考古学家仅为追踪原始楔形文字中的数字的起源就花了她20年职业生涯（Schmandt-Besserat 1996）。他们对其原生文明的研究已达到了对其内在特质作画龙点睛式精辟概括的深度，即西方学者将其西方文明源头构成的最根本要素归结为“宗教与治水共同缔造了西方古代文明”，而中国学者们至今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连其起源中有不有最根本的精神文明要素、什么是最根本的精神文明要素，都尚未列入探讨的规划。可见，即使同他们的成就相比，现今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水平还有极大差距。

其实，中国文明起源和进化独具的不曾间断的连续性及其历史记录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材料和数据基础处于全球最优越的地位。在此无比优越的条件下，我们只要朝着老一辈求实学者指引的重建古史的“三个联系”的目标，尊重他们按唯物史观和公认的标志要素合成的文明定义和标准，沿着他们开辟的“百万年文化根系，万年文明的起步”的溯源研究的道路，学习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家的献身精神，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毕生心血，来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们终究会摘下“中国学者们往往忽视其祖先贡献”的帽子，终究会取得无愧于十七世纪之前的炎黄先民一直创造领先世界之文明的成就。

当然，在当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走回头路，特别是在其主要原因之一的主流学界的学术腐败到扭曲民族灵魂的局面下（贾如 2005，戴开元 2006），重新全盘接班继续老一辈学者奠基的文明起源研究，简直是不可能了。姑且不说渗透于科研管理的每个环节的腐败，单就当今盛行的以投西方刊物所好和晋升职称为目的来竞选定课题的这一弊端，就足以导致有关文明起源的基础课题落选；更无人原意坐数十年冷板凳于集中精力收集和整理数百个遗址的出土材料，来攻克这样的课题。由此，出现了这样的恶性循环：考古发掘材料富集越多，其闲置的材料越多，文明起源研究的负债就越重，各学科领域留存的空白也越多。

正是在此学术腐败严重局面，使中国文明探源基础课题的研究在国内无法展开的情况下，这长期连续系统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基础课题的繁重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海外华人学者们、特别是那些被国内腐败势力驱赶到国外的学者们，与国内相关民间学术团体协作的肩上。其中总有人在海外爱国同胞的支持下站出来，凭作为炎黄子孙的良知和报效中华民族复兴的拳拳之心，为祖国拥有的世界最丰富的考古材料被闲置滥用和文明研究被耽误的局面而痛心疾首，加上司马迁榜样的激励，自会把这个艰巨的重任义无反顾地当当起来；学术腐败之下这类基础课题得不到资助的困境也难不倒，他会在自力更生中自费收集哈佛等名校馆藏的考古材料，用数十年坐冷板凳的全部精力，遵循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导，把中国久经考验的古史新证法与西方前沿学科的先进方法结合起来，用来处理先秦数百个遗址及其国外同期遗址的考古材料大数据，尊重前辈求实学者的文明定义和综合标志要素标准，朝着他们期待的 “三个联系”的目标，沿着他们指引的追溯“百万年文化根系，万年文明起步”的道路，填补当今国内学界留下的文明起源研究空白，以百万年时间跨度、全球的视野开展各国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为全球华人及其子孙走出神话传说时代、坚定文化自信,   打造一套能赶超西方学者同类著作水平的中国文明起源和进化史专著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