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是一位名闻中外的著名理学家。他师承二程（程颢、程颐），对二程理学的传承、传播和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古（南宋以后）迄今，研究杨时生平、理论的文章林林总总，专家代不乏人。可惜有关涉及研究杨时易学思想的文章极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也是凤毛麟角，为数不多，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本文试就杨时易学思想作一些研探，以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专家、学者的重视，有更多的人员参与进来，把对杨时的理论、思想的研究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同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周易》是儒家经典

我们知道：《周易》被儒家奉为经典，并被誉为六经（《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后《乐》亡佚，又称为五经）之首。《周易》的内容主要包括“经”和“传”两部分。

“经”的部分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上古圣人伏羲受到启示，始作八卦，所谓“先天图”；之后，周文王被商纣王拘押，在监狱里再画八卦图，演成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爻辞而成。

“传”的部分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因其阐发经文大义、解说内容，好象“经”的羽翼，故称为“十翼”，后世统称《易传》。“传”为孔子及其门人所著。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易》曰：‘宓戏（即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指的是“伏羲、文王、孔子。”“三古”指的是：伏羲时期为“上古”，周文王时期为“中古”，孔子时期为“下古”。

“人更三世，世历三古”后来被视为儒家《易经》起源的正统解说。

《易经》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极为重视《易》。《论语》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儒家对《易》的态度不能不对宋朝的易学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程氏易学

儒学自两汉以以降，迄隋、唐，已由孔、孟的儒家之学演变为经学。经学致力于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偏重书本研究，笺注日趋繁锁，注有纰漏，也必用曲说加以为弥补。这种繁屑的讲疏，已遗孔、孟原意，忽略儒学中所含义理，与孔、孟宗旨、学风日远。更加之佛、道之学渐盛，儒学的地位已降到末位。所以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二程以“昭明绝学”为已任，创立了以“天理”理论为基石和核心的新儒学——理学，“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使“圣人之道得而复明，……”⑵

易学作为二程理学重要部分，两位开创人对它都十分重视。

程颢虽然对于易学没有专著，但有关论述散见于《二程集》等著作中。程颐对易学重视程度更胜其兄，有《伊川易传》专著传世。程颐是在谪涪后开始著《伊川易传》的。宋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书成，并为之作序。程颐著《伊川易传》虽然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但是他对《易经》的研究，则是穷尽了毕生的精力。早年他受《易》学于周敦颐，其后即以“深明易道”而见称于表叔张载。后来讲道于洛，也主要是传授《易》学。长期对《易》学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见解。书成之后，又迟迟不愿其公布。他的弟子尹焞说：“伊川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他之所以不急于让自己著作流传的原因，是想对《易传》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这在他答弟子张闳中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后来到他病危临终的时候，才将《易传》授与门人尹焞和张绎。这种慎之又慎的态度，除可见其治学之严谨外，还可以看出他对这本著述重视的程度非同小可。弟子尹焞还说：“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不能无失也。”⑶程颐在《伊川易传》中以“天理”理论为基础，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论证“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而又超然独立于自然与人类社会，无所不照，天地万物得“天理”而生生无穷。后世所谓“程氏易学”主要就是指程颐的易学思想和他的专著。究其实际，程颐是位睿智、敏慧的学者，洞悉《易》的博大精深，他以《易》为筌蹄，旨在阐述、宣扬二程建立的理学思想。

杨时是二程的高足，被誉为师承伊洛的“程氏正宗”，他的易学思想深深打上二程、尤其是程颐易学思想的烙印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渊源所渐，可考而知的。

（三）杨时对程氏易学的继承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为了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对贡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诗赋、帖经、墨义，改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应试举人选《诗》、《尚书》、《易经》、《周礼》、《礼记》中的一经为本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参加考试。杨时于熙宁九年考中进士。之前，他曾在家乡福建省将乐县城的含云寺旁筑室攻读。他在《含云寺真祠遗像记》中记曰：“是时，予尚幼，方肄业为科举之文，挟策读书，穷日夜之力，为进取计……”杨时当时读什么书？当年科举应试内容是什么？现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与《易经》有关。杨时少年时很聪明而且好学，《龟山年谱》载：“五年庚子，公年八岁，能赋诗；六年辛丑，公年九岁，能作赋。”⑷、“五年庚子，先生八岁，善属文，人称‘神童'。”从八九岁开始，这个小神童就为进取刻苦攻读⑸，一直到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十数载寒窗，《易经》作为必修的内容，他应该是熟读的。由此可以推测：杨时的易学水平不低。因此，杨时具备继承程颐易学思想的必要条件。

杨时于宋哲宗八年（1093年）拜程颐为师。上文曾讲程颐在洛阳讲学的内容主要是以易说理，杨时被后人评为程门高足，承传程氏易学自然不止于一般。我们在传颂至今的“程门立雪”的典故中，虽然无法获悉杨、游二人争论与向老师程颐求教的具体内容，但是笔者揣测：与易学相关成份概率应该相对较高。这里面与游酢也是一位易学大家也有关联。

宋政和元年（1111），杨时在萧山知县任上，教授学生是他日常任务。得意弟子罗从彦从家乡前往萧山求教，他初入杨时门下时听杨时讲授即“汗惊浃背”，惊叹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尤其是杨时在讲《易·乾·九四爻》时，曾说“伊川（程颐）说甚善”。为了求证，他返回家乡，变卖田产，充作盘缠，前往洛阳向程颐请教。当他发现程颐所说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便又从洛阳折返，师事杨时。⑹从罗从彦求学中，我们可以得知：1.杨时在东南传播理学，特别是在杭州市的萧山、馀杭两地、程氏易学是讲学的重要内容；2.杨时讲程氏易学与老师程颐所授的相差无几。

程颐所著《伊川易传》是杨时在萧山、馀杭任内进行了大量的、艰难的审定、修改工作才得以完成的。杨时在《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中说：“伊川先生著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而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而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⑺杨时不仅整理过《伊川易传》，于晚年还整理了《河南程氏粹言》。通过整理老师遗作，杨时可以说是全面继承了程颐的理学——包括程颐的易学思想。

我们从具体的卦、爻辞解释，来看杨时对程颐易学思想的继承。

如：“乾”卦之“九三”爻：

《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⑻

乾卦九三之爻为阳位，居下卦之极。根据《系辞》“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的理论，乾卦九三之爻，象征着君子处于既可大有作为而又充满凶险的处境之中，如能倍加勤勉戒惧，可以没有灾难。

程颐《伊川易传》说：“乾之九三：三虽人位，已在下体之上，未离于下而尊显者也。舜之玄德升闻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则虽处危地而无咎。”⑼

程颐认为：乾卦九三爻是人位，是没有离开下层而尊显的人。这样的人，象舜的潜蓄不著外的品德上闻于尧一样。（程颐虽然明着没有提这样的人就是君子，但是有这样人品之人，不是君子是什么？笔者注）（君子）日夜都不懈怠，勤奋而戒惧，虽然处于危难境地，但没有灾祸。

杨时说：“乾之九三，独言君子。盖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盖乾之所谓君子也。”⑩

杨时认为：乾卦独独九三爻说到君子，因为乾卦九三爻是人位。乾卦九三，阳爻居阳位，就是“履正”；处于下卦之上，未至上卦，就是“居中”，“居中”就是居上下卦之中。“履正居中”就在这一爻体现出来。爻辞说的“君子”，是实行“元、亨、利、贞”所对应的“仁、义、礼、智”四种修行道德的人，也就是乾卦所谓的君子。

分析程、杨对乾卦九三爻辞的注释，我们可以看出两人所说的意思基本是一样的，只是杨时对所谓“君子”的解释更为详细一些。

又如：“咸”卦“九四”爻：

《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⑾

程颐《伊川易传》说:"‘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夫贞一则所感无不通，若往来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则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动，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类则从其思也。以有系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岂能廓然无所不通乎？”⑿

杨时说：“易于咸卦，……至于九四一爻，由一身观之，则是心也，独不言心。其说以谓有心以感物，则其应必狭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应。……夫思，皆缘其类而已，不能周也。所谓朋从者，以类而应故也。夫心犹镜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来，则所鉴者广矣。若执镜随物，以度其形，其照几何？”⒀

“咸卦”之“咸”在这里作为“感”、“感应”解。这一句爻辞意思说：只要内心保持纯正，就会吉祥，悔恨、后悔都会消亡。“憧憧”古来就有“不绝”与“不定”两解，笔者以为：“不定”之解更适合。不定就是不纯正。以不纯正的心思去感应往来，所感应的也和你的心思一样。

程颐认为：以心思“贞一”（即纯正）去感知，所感知的就没有不感应的。如果以不纯正“憧憧然”的、带有私心的心思去感知，就会是所能感知到的，会相互感应；不能感知到的，就没有回应。就是被感知的和你一样，用带有私心的心去感知，只能限于某地某事，怎么能广阔到无所不通呢。

杨时认为：《易》中的“咸卦”到“九四”这一爻，从这一卦讲的是人全身的这一点来看，就是讲人的“心”，但是它就是独独不明言“心”。它的这种做法就是要说：用有私心的心思去感知，所相互感应的面就很狭窄；只有忘却私心去对待感知，才能与任何事物相互感应。人的心思，离不开接触到的，不能周全世间所有。所说的“朋从”，就是指人所知悉的那些。人的心，好比是镜子，放在该放的地方，外界的物体自然会在镜子中显现，这样镜中所能显现的就很广阔；如果拿镜子对着事物逐一去鉴照，又能鉴照得了多少呢。

程颐和杨时都认为“憧憧往来”是用不纯正的、有私心的心思去进行“物”、“我”感知之意。如是，感知的“物”面是狭窄的，只是在“朋从”、“朋类”界面之内的；反之，则能宽广到无所不通。从杨时用“心犹镜”作比喻，阐述反映“物”“我”感应面之宽狭，还可以看到程颢“体悟省察”思想对他的影响。

这样的具体事例还很多，囿于篇幅，不能一一枚举。

（四）杨时对程氏易学的发展

《伊川易传》是经杨时整理后才付梓刊行的。杨时在《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中说，从师兄谢显道手上得到《伊川易传》是“错乱重复，几不可读”的本子，后来，经他“去其重复”、“谬误有疑而未达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辄加损也。”的校定，“逾年而始完”。底本中“重复”和“谬误不疑”的内容都是经杨时校而定的，其中有没有触入杨时自已的易学思想？明证没有，但笔者以为杨时在校定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受到自已易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回答是肯定的。

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北宋著名哲学家、易学家，易学象数派创始人之一。他可以说是二程兄弟的老师，但是二程兄弟对他的象数易学并不看重。程颢说过：“昨日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惜其无所用于世。”⒁程颐也说：“邵尧夫犹空中楼阁。”⒂而杨时却对邵雍易学很感兴趣，同时赞誉有加。他说：“康节先生，某少尝闻其风矣。每恨不及见，洛中诸尝从先生（指二程，笔者注。）游者，皆略识之。亦尝见其子，问之，俱莫能传其所学万一也。”、“康节先天之学，不传于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知此。某盖尝玩之，而浅识陋闻，未足以扣其关键。”⒃

二程对邵雍“画前元有易”的思想虽然是肯定的，但是议论不多。杨时态度比他们更为积极，他说:“画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发明者言之,未有画前盖可见也。如云：‘神农氏之‘耒耜’,盖取诸《益》；‘日中为市’,盖取诸《噬嗑》；‘黄帝、尧、舜之舟楫’,盖取诸《涣》；‘服牛乘马’,盖取诸《随》。《益》、《噬嗑》、《涣》、《随》重卦也。当神农、黄帝、尧、舜之时,重卦未画,此理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故通变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则非画前元有易乎?”杨时对邵雍所绘制的“先天图”也很欣赏，他说：“先天图得太极所生自然数，非人私智所能为也。”⒄

我们再从具体的卦、爻辞解释，来看杨时对程颐易学思想的发展。

如“复”卦。

《易》曰：“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程颐曰：“一阳始生至微，固不能胜群阴，而发生万物必待诸阳之来，然后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来而无咎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复岂能便胜于小人？必待其朋类渐盛，则能协力以胜也。”⒅

程颐认为“复”卦表示：只有一阳爻在下，阳气处于始生状态，所以不可能胜过“群阴”，要万物“发生”，必须等待较多的阳气到来，才有可能。行君子之道也一样，必须君子阵营力量渐盛，同心协力，才能胜过小人。他所强调的是“等待”。

杨时曰：“群阴在上，而阳始复焉，阴犹盛也，非一阳在下所能胜。小人众而君子独，岂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来而后无咎。然动而不以顺行，则出入不能无疾。不能无疾，则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朋来之有？故于‘复’，曰：‘动，而以顺行’，于‘剥’，曰：‘顺而止之’，其道一也。”⒆

杨时的观点基本和老师的差不多，也是说：“阳始复”、“阴犹盛”、必待“朋来而后无咎”等，但是他所强调的是：“动以顺行”。“动”要看形势，不然的话，“出入”也就是进退，都不能“无疾”，而是有害的。不看形势乱动，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等待“朋类到来”和“同心协力”。这和“剥”卦讲的“顺而止之”的道理是一样的。

又如：“剥”卦。

《易》曰：“不利有攸往。”

程颐曰：“剥者，群阴长盛消剥于阳之时，众小人剥丧于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当巽言晦迹，随时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⒇

“剥”卦，先是五根阴爻，最后是一根阳爻，表示：阴盛阳衰，小人得势，君子失势。所以程颐说：众小人剥丧于君子。“剥丧”为伤亡之意，“巽言”为恭顺委婉的言词。君子受小人打击、伤亡，应当言语小心，行迹隐匿，韬光养晦，随时关注外界变化，避免小人伤害。

杨时曰：“‘复’者阳之来，而‘剥’者阴之极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故‘剥’穷而反，反而复阴，极之故也。窃意‘剥’者，其‘乾’之终乎？自古乱臣贼子，其初岂有意哉？驯致其道以至于此耳。故《易》于小人几微之际，每致意焉。”（21）

杨时说“剥”，主意‘极至反生”。他以为“剥”卦是“乾”卦的终了之象，阴极盛而阳极弱，相当有见地。对于小人——如“乱臣贼子”得势，是朝廷“驯致其道”、逐渐放纵的结果，虽然当初并无意，可结局却至“阴之极”，小人得了势。《易》在小人处于“几微”初生阶段，每每会有所显示。

程颐、杨时解释“剥”卦，都说是“群阴长盛”和“阴之极”、小人得势。对于这种局面，程颐主以“顺”而韬光养诲；而杨时主“止”，因而深入分析其原因，认为这都是逐渐放纵的结果，言外之意是没有在小人“几微”初生阶段，给予制止、遏制。言辞中痛惜、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杨时还举东汉末年为例给予说明。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强虏入侵，和谈风盛不无关系，作为力主抗战爱国干将，能不借解《易》一抒情怀吗？认为《易》能在小人初生时就有所显示，是他重于用《易》具体表现。

如何抑制小人,杨时在《姤》卦、《夬》卦中也有精辟的论述。

总而言之，杨时在继承二程，尤其是程颐易学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自有特色的易学思想。他对于易学在卦、爻辞的释义上偏重于用，是他易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的亮点。据《杨龟山先生年谱》记载：“（宋）元符元年戌寅，先生四十六岁。归自浏阳。七月，著《周易解义》。”可惜此书已佚，我们现在已无从整体上了解、研究他的易学思想，只能从散落在《杨时集》中的片段去搜寻、去发现他对《易》的真知灼见。这些也只能寄希望于高明了。

作者：将乐县杨时研究会常务理事

参考文献：

⑴《明道先生墓表》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⑵同上；

⑶《二程集》程颢、程颐第345页，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⑷《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宋）黄去疾；

⑸《文靖杨龟山先生年谱》（清）毛念恃；

⑹《罗豫章先生文集•序》（宋）罗从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⑺《校正伊川易传后序》杨时，《杨时集》594页，林海权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⑻《八卦探秘》张瑞文 18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0年版；

⑼《二程集•伊川易传》程颐同上；

⑽《杨时集》 353页，同上；

⑾《八卦探秘》106页，同上；

⑿《二程集•伊川易传》同上；

⒀《杨时集》222页，同上；

⒁《二程遗书》卷七程颢、程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⒂《二程遗书》卷七同上；

⒃《杨时集》462、467、473页，同上；

⒄《杨时集》259页，同上；

⒅《二程遗书》卷七同上；

⒆《杨时集》465页，同上

⒇《二程遗书》卷七同上；

（21）《杨时集》465页，同上；

文章分类：第四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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