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天水大地湾文化为代表的渭河流域史前考古发现与伏羲氏族的口传史、文字记载具有非常密切的时空关联。考古发现与历史记载和口传史之间形成相互印证，地下史和地上史相互补充，表明伏羲时代在天水与大地湾文明在时空上相重合，证明史籍记载伏羲生于成纪的真实性。通过伏羲部族的“名随族迁”，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普遍地保留在我国各族人民的记忆中。

关键词：伏羲文明，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名随族迁

建国以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累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学术界提出我国考古学区系类型和中华文明多源说理论，初步建立全国考古学文化的横向分布和纵向发展序列的时空框架，“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骼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廊”[1]，成为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目标，也为我们探讨史前没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是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氏族部落在一定时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遗迹。在口传史和史前考古的结合方面，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特别强调了80年代考古工作的两项成果，一是经山西省境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系统红山与仰韶文化遗存的研究，一是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冢遗迹的发现[2]。目前，全国考古学又有新的发现，已经探明的细石器（新石器）遗址7000余处，但既有细石器又有农业文明的遗址并不多见。2010年第十期《科学通报》刊登的《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一文，研究探讨了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以来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活动。这一考古的重大发现并不是孤证，近年来，在距离大地湾遗址不远处的圪垯川遗址，在农业经济方面又有重大的发现，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大地湾农业经济的说服力，它为我们研究伏羲文明起到了基础、历史背景和座标的作用。

一

据口传史、古文献记载和专家论证，炎帝、黄帝均为太昊伏羲氏的后代[3]。如果我们将五帝时代与龙山、红山文化诸考古学文化联系起来，那么无疑伏羲氏族的考古学文化必须从早于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去探寻。

渭河流域的天水地区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目前天水市范围内已探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500余处。考古发掘证实，在夏代以前这里氏族、部落分布稠密，人口众多。先民们以氏族聚落的形式散居在渭水支流及西汉水流域河谷两岸的台地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人类对环境影响和器物类型学分析，各文化之间前后相承，连续发展。这一时期的物质、精神文明成就达到较高水平。主要是渔猎畜牧经济长足发展，原始旱作农业经济在生活中的比重提升，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彩陶艺术高度繁荣，产生了雕塑、绘画等原始艺术和作为文字雏形的刻划符号，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原始建筑技术日益提高，原始生殖崇拜、图腾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卜筮文化和原始哲学萌芽。这些文明成就有许多在时空上与伏羲口传史和古籍记载的文化内涵相统一，曾长期从事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社科院专家研究认为：“天水和伏羲的关系亦揭示在史前时期，天水已是先民开拓发达的地区”[4]。

探讨伏羲文明的源流，首先要追溯伏羲氏的源头华胥氏族的分布。有专家认为：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和陕西、甘肃陇东的老官台文化是华胥部落文化[5]。以上三个考古学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基本相近，大约为公元前5800—前5000多年，而且文化面貌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它们是基本上同时并存和发展于不同地域内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考古发掘的大地湾早期遗存反映出先民居无定所的渔猎经济形态，这与华胥氏族游牧流动的生活写照相符。与大地湾遗址相邻的莲花城有许多华胥的口传史和“大脚印”遗迹。因此，大地湾早期的氏族部落可能就是华胥氏族的一支，这支部落在大地湾二期、师赵村一期和圪垯川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直接孕育了伏羲氏族和伏羲文明。

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西及甘肃陇东地区，东到陕豫接壤地带，西南可达丹江上游的一些地区。老官台文化类似于大地湾二期和北首岭下层，但从时间上看，大地湾二期遗存应属于老官台文化的偏早阶段。随着对大地湾二期遗存的深入研究，学术界有时将“老官台文化”直接称为“大地湾文化”。大地湾二期的碳测年代为距今8220—7350年，除了大地湾遗址外，1983年和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师赵村、西山坪相继发现了同类遗址，而师赵村一期、西山坪二期为前仰韶向仰韶文化的过渡阶段，相当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类型，距今7000年左右。大地湾二期是我国分布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师赵村一期文化类型是由大地湾二期发展而来，是大地湾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华胥部落的文化特征在大地湾二期遗存中有充分反映，根据古文字学家研究，“华胥”之“华”是野生麦——莱，在商周金文、甲骨文中，“ 图片 1.png ”音莱，“ 图片 2.png ”意为采麦籽以食，俱与“华”同，那么华胥实际上就是莱胥，金文中的莱作一株上穗三歧或五歧，籽实像小铃铛似的挂在穗端，这正是野生麦的特征[6]。大地湾三期遗存和圪垯川遗址出土我国最早黍子植物种子和油菜籽，并且在二十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这些彩绘有类似生长植物的“ 图片 3.png ”形纹，既象麦的形状，又与后来甲骨文中的“莱”字相似。近年来，考古学、环境学和地球物理等方面的专家对大地湾进行联合发掘，得出了天水大地湾遗址出现成熟农业的考古学结论，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大地湾先民繁衍生息是以农业为生存基础的事实。

在天水史前文化中，大地湾仰韶文化是与师赵村文化相类似的考古学文化，大地湾仰韶三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约6000千年左右，四期相当于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000—5900年之间，晚期相当于西王村类型，距今约4900—5500年。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为马家窑类型。但是，大地湾遗址的科学发掘和研究表明，石岭下类型属于仰韶晚期范畴，距今5800—5000年[7]。如果将考古发现同口传史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则可以看出大地湾文明是仰韶文化的源头，它深刻地影响了周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石岭下类型。

二

伏羲诞生于天水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以大地湾为代表的天水地区史前考古发现与伏羲氏族的口传史、文字记载具有非常密切的时空关联。

第一，史书记载和口传史说，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今天水地区)，东治陈（今陕西宝鸡，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为陈仓），后名随族迁，袭“陈”于河南淮阳。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称太昊，都陈”。郑樵《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这一地区恰恰处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渭河流域，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陈”是指伏羲在渭河流域的东边占有土地的意思。从这一地域的埋葬习俗看，成人集体埋葬在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和多人葬。儿童用瓮棺，多不入墓地（天水地区至今保留这一葬俗）。有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习俗，这些葬俗关中和天水相同。但是，宝鸡、凤翔和咸阳等地的先秦葬俗也有特别的地方，死去的人，头一般朝西葬，具有期盼灵魂归故里（天水），与祖先相聚的愿望，也说明伏羲东迁的历史无疑。

第二，伏羲氏族人首蛇身，以龙为图腾。天水甘谷西坪、武山傅家门种谷台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中，出土了我国仅有的两件人面鲵鱼纹彩陶瓶，上刻画有变体鲵鱼纹，该纹饰头部圆形，额部中间绘有十字纹，两眼圆睁，大嘴露出板状牙齿，颈部为“U”形纹，腹部网纹。前肢很短，具有四趾，型体呈斜“U”形，实是人面鱼身纹。它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龙形象的图案，也是原始先民祭祀、崇拜的图腾，代表伏羲的形象[8]。此外，甘肃秦安、礼县、永登县等地也发现此类纹样的彩陶，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年），出土一件双连杯，器表上刻画两个对称的“人首蛇身像”[9]，则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更加吻合了。

第三，伏羲氏为“风姓”，“风”从鸟，而鸟纹是石岭下类型彩陶的主体纹饰，鸟为该氏族的图腾，那么伏羲“风姓”可能与石岭下氏族的鸟图腾有某些亲缘关系，也与秦人吞玄鸟蛋的故事一脉相承。

第四，从经济形态上分析，老官台文化很可能就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伏羲文明。试以大地湾三期遗存为例，这里出土了黍和油菜籽，表明当时已由渔猎时期步入初期农耕文明阶段。从随葬猪下颌骨以及灰坑中包含有大量兽骨、猪骨的情况判断，当时已经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并且通过对人骨、兽骨和猪骨等科学化验，可知当时人畜主要以粮食作为食物[10]。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出土的生产工具的类型既有农业生产工具石斧、石铲、石刀和陶刀，又有狩猎工具和一定的“量（容）器”（装粮食和分粮食的器具）等。说明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饲养家畜，兼营采集、狩猎和捕鱼，驯养家畜已占有相当比例[11]，这与伏羲从事渔猎畜牧，发展农业生产的口传史相吻合。

第五，从物质层面的发明创造看。（1）《易传·系辞下》说：伏羲“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抱朴子·对俗篇》有“太昊师蜘蛛而结网。”《尸子》说：“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教人以猎。”从大地湾当时的气候、水域和二期仰韶文化类型出土的纺轮坯、骨针、石网坠、骨鱼钩等，特别是陶器表面装饰的网状交叉绳纹分析，当时结网捕鱼已经是先民的日常生活。（2）《礼记·月令》引《帝王世纪》：伏羲“取牺牲以共庖厨，食天下，故号庖牺氏”。《汉书·律历志》说：伏羲“作网罟以佃以渔，取牺牲，故天下号炮牺氏。”“牺”，泛指禽兽。“炮牺”就是用火加工食物。大地湾发掘出大量灶坑、火塘和烧烤过的兽骨。说明当时人类已经进入成熟的熟食时代了。（3）伏羲“掘穴搭棚”，命大庭氏造屋庐，改善居室。目前从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大地湾遗址中，以居住区为核心，住宅呈向心圆形整齐排列。半地穴式的窟室建筑，是仰韶文化的住房特点。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发现的F405和F901两座大房址在同期的考古发掘中是极其罕见的。F405大房址占地面积27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约150平方米，其结构复杂，九开间，面积宏大，气势雄伟。F901占地面积约420平方米，建筑面积29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以长方形的主室为中心，两侧扩展为与主室相通的东西侧室，主室后面有后室，主室前面有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广场，其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一个结构繁杂严谨的大型建筑群体。该建筑有“原始混凝土”地面，有排水和防火设施等，被认为是我国最大的原始殿堂，属于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雏形。（4）古籍中记载伏羲氏“味百草，制九针”，在大地湾考古中发掘出长短不同的各类骨针，这些针除了缝制衣服外，与原始的针灸以及古史记载的伏羲“制九针”不无关系。

第六，从文明形态上分析。（1）口传史说伏羲造书契、封姓和制嫁娶，确立了婚姻等礼制。《易传·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谯周《古史考》说：“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大地湾遗址发掘出彩陶、地画和刻画符号，不仅说明当时重视装饰艺术，还表明人类已经迈进文明的门槛。陶壁刻画的十余种彩绘符号，其中有的符号同老官台等地钵外壁上的刻画符号完全相同，可能属于“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滥觞。大地湾第九发掘区仰韶晚期遗存的灰坑H831中，出土了一件人头陶塑的器皿。该器物口部三等分，分别雕塑了两个成年男女和一个小孩的人面像，这是原始社会家庭组合体形式的一种反映[12]。仰韶晚期的住房以面积为20平方米的较小型房屋为主体，没有典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中心建筑及围绕中心的布局形式，基本生活单位似一夫一妻制家庭[13]，与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生活方式记载相吻合。（2）伏羲“始画八卦”“创立占筮之法”。伏羲以画卦著称，天水至今存有伏羲画卦的卦台山。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房址和窖穴内出土6块我国最早的卜骨实物，经动物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为羊、猪和牛的肩胛骨，器身不加修饰，无钻无凿。编号为T125H6:32、T123F11：6、T132H11：9的卜骨上，分别阴刻有“—”、“︱”、“＝”、“S”和“∧”等五种类似于阴阳爻的符号[14]，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815年。除了卜骨上有阴刻符号外，在发掘的陶器上也发现有阴刻符号，如陶瓶的颈部阴刻有“—”字形符号。同类符号在天水不是孤证，它在大地湾、王家阴洼和西山坪诸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均有彩绘或刻划。这些卜骨也表明早在距今约5600年前就出现了占卜习俗[15]，不仅说明了伏羲时代的历史存在，而且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卜筮活动在天水地区就已经很盛行了，从而更加证实了“伏羲画卦”的口传史是有根据的。（3）类似阴阳太极合抱的图案，表示“阴阳”的“石祖”（天根）、“女阴石”（月窟）和“陶祖”在天水有大量出土，说明伏羲在天水“画卦”是有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大地湾出土的陶器盆上，多件绘有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类似阴阳太极的互抱互缠螺旋形线条，特别是在一块陶片中绘有一圆，圆中间套一阴阳各半的两半圆组成的小圆图案，这是太极图的雏形。除此而外，天水市清水县出土的一件彩陶壶（现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壶上两组螺旋形线条上下互抱，中间绘两个相对的鱼眼，与现代流传的太极图案极其相似，经碳14测定，结合其它手段校正，时代在6500年前。西北地区大量阴阳现象和类似太极图的发现，以及大量生殖岩画的存在，再结合卦台山及其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生殖崇拜的“石祖”（天根）、“女阴石”（月窟），与大地湾“原始宫殿”周围发现的数件“陶祖”相互印证，已经充分反映出原始先民对“阴阳”知识的丰富。（4）《礼稽命征》说“伏羲建寅”，《周髀算经》说“伏羲作历度”，《河图开始图》说伏羲“定天地之位，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文应瑞，凡二十四……”《古微书》说：“昔伏羲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春秋内事》有“伏羲氏建分八节以应天气”之说，始有四时八节。原始先民狩猎、采集、农业需要历法的指导，伏羲作历度、定节气、造甲历，正是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促成的。有一种说法：伏羲通过常年测量日影长短变化绘成先天太极图，这也与测量日影、观察天象的活动相关。今天水市麦积区三阳川卦台山，前川保留古代观测天象（测量日影）的三个观测点，实为古人测日影时安置日晷的土台，后人为了纪念均建有寺庙，即“早阳寺”（今三阳川石佛乡郭家寺村）、“正阳寺”（今三阳川渭南乡崔集村）和“晚阳寺”（今三阳川石佛乡张家寨村），卦台山西面有夕阳镇（今新阳镇）。可见，卦台山是测量日影的中心，早阳寺、正阳寺、晚阳寺和夕阳镇是测量日影选的四个观测点，也说明伏羲创立“太阳历”是因太阳画出来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

今天除了广大的汉民族尊奉伏羲为自己的祖先外，许多少数民族也尊奉伏羲、女娲为自己的先人。与成纪（今天水）处长江（西汉水源于天水齐寿山，古嶓冢山）、黄河中上源分水岭地域不无关系。渭河流域是中华民族之摇篮和重要起源地。伏羲部族后来沿渭水北道（关陇北道）、渭水南道（关陇南道和蜀陇道）、河西走廊以及西汉水河谷东迁、南移[16]，活动范围扩大，逐渐到关中（中原）、新疆、西南巴蜀和云贵更广大地区。常任侠先生曾说：“稽考中国古史，苗瑶之民，亦中夏原住诸民族之一。[17]”陶阳等先生也说：许多南方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中都有民族迁徙的章节，如纳西族的创世史诗记载纳西先祖是由北向南迁徙的，与汉文史书关于古代纳西人由甘肃、青海一带往南迁徙的路线的记载基本一致；四川的羌族，云南的氐族来自西北甘、青一带，与汉文古籍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18]。

我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证明：两湖、巴蜀等地文化类型与陇山文化有明显联系，考古学家认为古代这里有一条通道，秦人灭巴蜀时，正是沿着蜀陇道进入四川境内的。鄂、巴蜀地区发掘出仰韶、马家窑文化类型。四川社科院的谭继和先生认为，蜀陇文化的源头在陇，这是很有见地的。《华阳国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人皇”即伏羲。近年来的考古证明，蜀先人从岷山高原（营盘山）迁至什邡（宝墩）再到桂圆，创造了三星堆辉煌文明。而营盘山考古文化、建筑遗存与甘肃大地湾、马家窑文化一脉相承。从民俗学上考察，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普遍流行伏羲、女娲崇拜。《帝王世纪》云：“伏羲葬南郡，在襄阳。”苗蛮部落集团的主体为三苗族，此外还有九黎族和驩兜族，早于三苗的是伏羲—女娲族。其考古学文化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其中和伏羲、女娲关系密切的大溪文化，其分布范围，东起鄂中南，西至三峡地区，南抵洞庭湖滨，北达汉水中游，年代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大溪文化的特征，是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盛行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陶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楚辞·大诏》云：“伏戏《驾辩》，楚《劳商》。”王勉注：“伏戏，古王者也，使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南方少数民族也有女娲造人和重整天地的传说。徐旭生曾说:“伏羲、女娲属于南方的苗蛮集团。”又说：“苗人所说最早的祖先就是伏羲、女娲。”[19]杨复俊也曾提出：“伏羲是南蛮集团的代表人物，女娲同属于这个集团。……苗蛮至今称伏羲为祖先。”古老的彝族也有许多关于伏羲的传说，他们世代口口相传，彝族的始祖希慕遮是伏義第二的儿子。彝族取名有联名的习俗，父亲名的最后一个字为儿子名的第一个字，“希”即伏羲的“羲”，这样依次接续，排名己经几百代了。特别强调的是彝族古老的文字，它是公认的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保留了大量丰富的文史资料、天文知识和口传史。大地湾发掘出的符号，在天水地区已经失传，但保留在今天彝族古老的文字中，它是研究无文字记载的伏羲时代的宝贵资料。居住在云南的纳西族使用象形文字，其世代口传其祖先来自成纪（天水），来时仅6000人，是为伏羲后裔沿西汉水迁徙的民族例证。

伏羲、女娲不仅属于苗蛮集团，而且可能就是三苗的先祖，苗族、仡佬族、仫佬族等民族中都流传着伏羲女娲的故事。[20]民俗调查表明：广西都安、凌云、三江、象县等瑶族，贵州侗族和湖南凤凰北乡、吉首乾城的苗族，都有上古洪水时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妇的传说，贵州、湖南苗族祭祀圣母女娲，云南哀牢山苗族把彝族祖灵葫芦里的龙女娲视为苗祖，这些远古苗蛮后裔，都认同伏羲、女娲为其祖先。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下游地区，大都以正月二十日为女娲补天日，将这一天定为“天穿节”，女子于此日穿耳，或以红丝缕系煎饼投置屋上，谓之补天穿，以此怀念女娲，并祝雨水节后屋无穿漏。由此可知伏羲、女娲在远古苗蛮集团中的地位。这些与伏羲有关的故事、地名，皆族迁名随，一代代口传，保留至今。但需特别强调的是，从考古学年代上看：他们的迁徙关系是自西向东，由北向南，而非自东向西，也非由南向北。同理，山东泗水非伏羲故里，那里的有关史迹，是在伏羲文化东渐过程中形成的。

综上所述，大地湾文明以及渭河流域天水地区已探明的500多处新石器时代文明，完全能够孕育出伏羲这样杰出的先民和伏羲文明。伏羲时代在天水与大地湾文明在时空上相重合，成为佐证“八千年文明”的重要依据。历史记载和口传史之间形成相互印证，地下史和地上史相互补充，证明史籍记载伏羲生于成纪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因为中华民族古代盛行“名随族迁”的缘故，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普遍地保留在我国各族人民迁徙新地的记忆中。由伏羲—女娲族共同创造的伏羲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即中华文化。她同东夷和苗蛮诸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和传承关系。从考古发现来看，华夏集团的仰韶文化、东夷集团的大汶口文化和苗蛮集团的大溪文化无不带着伏羲文明的印痕。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伏羲文明占有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她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源头，是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根”“脉”和“魂”，一直伴随着我们民族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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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第六届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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