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卦是《周易》中的第二十四个卦，此卦震下坤上，是阳气穷于上，而复生于下，一阳来复，其几甚微，故名为复。文章从复见天地之心；通过卦象看复卦；通过卦气看复卦；通过易理看复卦等四个角度，论述《周易·复卦》与可持续发展观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复卦》的拓展和易理中呈现的可持续发展观；分析可持续发展观在中国人的时间观、生命观、民族-文化观中的体现，论述可持续发展观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着诸多体现，并且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引言

清代学者赵翼曾经写过《论诗五首》：

其一为“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其二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通过这两首诗，我们可以体会到深深刻在中国人骨子里一种文化自信，我们的文化就象浩瀚的银河，永远熠熠生辉，充满活力。每一个人都是匆匆过客，能够在这浩瀚的银河里短暂地闪烁一下就已经足够体现价值了。

那么，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呢？中国人又何以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自信呢？本文将从《周易·复卦》切入，浅析中国人这种独特的可持续发展观。

《周易·复卦》与可持续发展观

复卦是《周易》中的第二十四个卦，清代学者牛钮、孙在丰等在为康熙皇帝撰写的御用易经教材《日讲易经解义》中这样解释复卦：“复取一阳复生之义，当剥之尽而为坤，阳气已生于下，至此一阳之体成而来复，乃天运循环，理当如此，非人力所能为也。”“此卦震下坤上，是阳气穷于上，而复生于下，一阳来复，其几甚微，故名为复，卦辞言复则必亨，乃君子之常道，而天运之必然也。”

复见天地之心。《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复”：“行故道也。从夊，畗省聲。房六切。”复就是又走在老路上的意思，按照中国人太极—两仪—四象的思维模型，复卦所处的阶段，可以看做是一个旧的四象循环已经结束，新的四象循环刚刚开启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复卦代表着新的生机、新的希望。古人认为“天地无心，生生不息，乃其心也。”当处于坤卦的时候，生机不显，天地生物之心几乎是一种蔽塞的状态。随着复卦的到来，一阳萌动，乾元资始的生机就显现了出来，此时阳气虽然弱小，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终将壮大起来。因此复见天地之心，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希望。

通过卦象看复卦。复卦下面震卦，上面坤卦，震代表动，坤代表静。复卦为五阴一阳，是一种阳气回归，生机恢复的状态。复卦中阳爻处于最低的位置，恰像一个刚冒头的小芽，上面架着五个阴爻。这就像一天中的子夜时分，也像一年中冬至的那天，虽然跟随而来的会是光明和温暖，但是阳气毕竟还十分弱小，甚至不敏感的人都发现不了它的存在。在八卦中，坤不仅象征着大地，也象征着母亲；震不仅象征着雷，也象征着长子。因此由坤和震卦组合而成的复卦，也可以看成是胎儿在母腹中的样子。新生命的孕育总是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但是此时胎儿也是非常脆弱的，必须要加倍呵护，才能保证胎儿的健康成长。

通过卦气看复卦。复卦在十二消息卦中所代表的节气为冬至，冬至在我国古代是一个大节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南朝梁人崔灵恩撰写的《三礼义宗》记载：(冬至)有三义：一者阴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之冬至也。”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下一个循环开始了，因此冬至是“大吉之日”。《周易·复·象》：“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为的是呵护尚且弱小的阳气。

通过易理看复卦。复卦代表着复苏生机。“阳应蓄藏，必赖坤靜。不止不靜。則氣不復。”就是说阳气要靠蓄藏才能得以恢复，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安静。不懂得静，不懂得止，阳气就不能恢复。因此，虽然震卦主动，但此时还不易大动，应以静处之。听其滋育，顺其休养是复卦告诉我们的智慧。

我们通过卦名、卦象、卦气、易理多个角度解读《复卦》，不难看出《复卦》链接着生机、发展、循环、节制等等关键词，可以说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观契合度非常高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为人口、资源与发展关系的协调；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

通过对《复卦》的拓展，浅析可持续发展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体现。

可持续发展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一）易理中处处体现着可持续发展观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德贵生的民族，生生不息是中国人的美好追求，《周易·系辞上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可以说，“生生”是中国人对可持续发展观的一种生动表达。如何能够“生生”，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实践体现在方方面面：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周易·系辞下传》中“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表述的是天地人和谐共生的整体观。在如何实现可以持续发展方面，《周易·节·彖》中的“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表达了保持节制并形成制度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以道德修养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周易·坤·文言》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表述的是道德建设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意义。

《周易》的卦序中也体现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周易》六十四卦，按照 “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规律排列，从乾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周易·序卦传》从“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开始，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结束，体现了“原始反终”的道理。更有趣的是《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未济·初六》“濡其尾”与《未济·上九》“濡其首”，都借用首尾相接的象，表达着循环往复的可持续发展观。《周易·序卦传》中“物不可以终通”；“物不可以终否”；“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物不可以终遁”则表达着《周易·系辞下传》中”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可持续发展观。

还有卦气学说中的十二消息卦，也体现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观。十二消息卦，又称为十二辟卦，从复至乾，阳爻逐渐增加，从下往上增长，阴爻逐渐减少，表示阳气逐渐增强，阴气逐渐减弱。为息阴过程；从姤至坤，阴爻逐渐增加，从下往上增长，阳爻逐渐减少，表示阴气逐渐增强，阳气逐渐减弱。为消阳过程。

（二）可持续发展观在中国人的时间观中的体现

《周易·系辞上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象思维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易学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空中，最大的象，就是天文现象。《周易·系辞下传》中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由此可见易学与古天文学以及与古天文学密切相关的古历法同根同源。按照古人取类比象的思维逻辑，乾为天，为健，为圆。天行不但是阳刚的、不断运动的，而且是循环的。

天体循环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道德经》中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周易·复·彖》“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周易·蛊·彖》“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周易·剥·彖》“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由此可现中国人对天文现象的假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所有的天体围绕着一个固定的极点，循环不止地做着回归式的圆周运动。一天是这样，一月是这样，一年是这样，更大的时间周期也是这样。

北宋邵雍在《观物外篇》中构建了一套计算世界历史年代的单位，称为元会运世。把世界从开始到消灭的周期叫做元，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故一元之年数为“一元”即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公式如下： 1元 = 12会 = 12(会)x30(运)x12(世)x30(年) = 129600年。

邵雍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如此始而终、终而复始地不断循环。故得出“天地亦有始终乎？曰：既有消长，岂无始终”（《观物外篇》上）的结论。宣扬了整个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从无生有，又由有归于无的观点。

另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甲子历。传说甲子历的发明者是四五千年前上古轩辕时期的大挠氏。据考古发现，在商朝后期帝王帝乙（商朝第30代国王）时的一块甲骨上，刻有完整的六十甲子，可能是当时的日历，这说明至少在商朝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干支纪日了。简单地讲，六十甲子是我国古代先民发明的一个古老纪元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又称六十花甲子，它不但可以纪年、还可以纪月、纪日、纪时。纪年为60年一个周期，纪月为5年一个周期，纪日为60天一个周期，纪时为5天一个周期。这些周期可能无穷无尽地循环使用。

取类比象是古代中国人重要的的思维逻辑，天体运行是我们所处的时空中最大的象，天体是按照循环的方式运行的，对照到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也是按照循环的方式运行的。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虽然有起起落落，但是中国人却创造出了中华文明这一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苦难来临的时候，就象寒冬，我们耐心等待春天的来临；盛世来临的时候，就象盛夏，我们懂得居安思危。

（三）可持续发展观在中国人的生命观中的体现

楼宇烈先生在他的演讲《中国人的生命观》中讲到：“中国人的生命观是一种自然的生命观，一种群体的生命观，一种相亲的生命观，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生命从何而来？生命的意义在何处？生命又是如何延续的？这些似乎都是人类终极拷问。在不同的文化里，大家对生命的认识也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个独立的生命体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重点在于外在的联系。中华文化重视整体，每一个生命体都与其所属的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了扩大、延续以及相互交融。

《周易·序卦传》中讲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中华文化中，万物皆自然而然生成，所以生命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天地和气，万物自生。人类也是一样，夫妇和气子自生。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生命之间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联系性和延续性。受到这种哲学观的影响，中国人对于生命如何不朽，生命价值如何延续有着独特的解读：

个体生命价值通过“三不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认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儒家所倡导的“三不朽”。“三不朽”最早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问穆叔，什么是“不朽”？穆叔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们可以看出“三不朽”所强调的重点均在于精神价值层面，一个人个体的生命一定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阶段内如果能够给后代留下“立德、立功、立言”的精神财富，就可以认为是达成了个体生命价值的不朽。《周易·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坤·大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表达着与“三不朽”相同的思想。

家风文化通过“孝悌”等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因此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家风文化。千百年来，以《诫子书》《颜氏家训》《朱子家训》为代表的家风家训，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修身”为本，“齐家”则是修身的初步发挥。对于创立家风家训的个人而言，他通过“立言”实现了个人价值的不朽。对于继承家风家训的后代而言，他通过践行“孝悌”传承了祖先的精神财富。对于推广家风家训的有心人而言，则是通过“亲亲”推己及人，家风大处即国风，家风正，则国风清；家风善，则国象和。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若人人皆善，则家家皆善，则社会亦善。《周易·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观·彖》“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表达着同样的思想。

“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体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万物一体的观念。《庄子·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二程集》中，程颢的表述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张载在《大心篇》里面讲道：“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在《西铭》中讲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强调：“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天下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本心都是和圣人一样的，后来因为“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本来人的感受性是可以通向所有的宇宙万物，但是现在被塞住了。所以“圣人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和其他的生命都是天地所生的相关联的生命体，万物都是同类，都是天地所生的生命体。我们是天地的一部分，在“天地人”的“三才”中，人是万物之灵长，因此人生而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参赞天地之不足”。《周易·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表达的亦是同样的思想。个体的生命，因为有了为群体生命接续奋斗的使命，得以扩大了个体生命意义的外延。因为群体的关系，个体生命在得到放大的同时，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四）可持续发展观在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观中的体现

钱穆先生在《民族与文化》中讲到：“中国史如一树繁花，由生根发脉而老干之上，而枝叶扶疏，而群花烂漫。欧洲史则如一幅百纳刺绣，一块块地拼缀，再在上面绣出各种花草虫鱼。”文化上，“中国文化重在其内部生命力之一气贯通。欧洲文化则由多方面之组织而成，虽曰取精用宏，终是拼凑堆垛。换言之，中国文化是‘一本’的；而欧洲文化则是‘多元’的。

钱穆先生一向“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模型来裁剪中国文化”。他认为，在西方的观念里，划分民族的标准是血统，而在古代中国，划分民族的标准并不是血统，而是文化。他还认为，孔子以前，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孔子以后，则中国文化又创造了中国人。无独有偶，陈寅恪先生在中古历史的研究中，也持“文化决定论”而非“血统决定论”，指出了“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观点。

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向内融凝而非向外伸展的”。用我们现在熟知的语言表述，就是中国文化是一种同化力和融合力极强的文化，并且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我们的历史上发生了许多西方文化无法理解的特殊现象，比如外来文化，如佛教，融入本土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比如外来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文化；再比如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上演“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对外侵略的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郑和下西洋，郑和到南洋以后，以促成各国间的和平局势为目的，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抑止强暴。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要“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如有不服“则耀武以慑之。”那些“风俗劲悍，专尚豪强”，素好“侵掠邻境”的国家，不得不偃兵息武了。《周易·同人》“同人于野，亨。”讲的就是中国人素有的“天下大同”的理想，“文明则能烛乎正理而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行乎正理，而尽大同之道。”“大同”的概念出自《礼运大同篇》，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对“天下大同”的传承与创新，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文化观，不但几千年绵延不绝，并且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文章分类：第六届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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