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世纪末开始，特别是在马可·波罗的作品出版后，中国就被欧洲人视为一个拥有神秘文化的宝藏之地。为此，它引起了文艺复兴时期传教士的好奇心，亚洲成为许多牧师的目标。在此之前，来自纳瓦拉的耶稣会士弗朗西斯·泽维尔(Francis Xavier)一直留在这个 "神秘 "世界的门口，1552年，他在非常靠近广州海岸的桑川岛上因发烧而去世。后来，在1582年，两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米歇尔·鲁杰里(Michele Ruggieri)得以进入天朝，开始他们的传教工作。

利玛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学习语言和写作开始，直到取得大量的知识。利玛窦与其他同伴一起来到中国，该计划的主要思想家是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他们计划了一种精英阶层相似的方法，用以传播基督教。为此，他拜见了400多名汉学家，并研究了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孔子四书》。他还模仿汉人外貌，模仿他们的穿着打扮，留起了胡子，以便接近中国贵族，向他们展示他自己制造的机械、天文和音乐设备。他贡献了天文知识，并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向中国统治者展示他们闻所未闻的地方。

1601年，利玛窦在西班牙父亲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的陪同下，成功地在北京站稳脚跟。此后不久，他们获得了在紫禁城定居的许可（两个外国人可以进入这样一个禁地，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是因为他们经常向万历皇帝送礼，而且他们凭借修理钟表等器物和教太监演奏乐器得到了皇室的补贴。他们从西方带来了一架大键琴，庞迪我也是一名乐师。

利玛窦想让基督教与汉人礼仪和习俗相兼容，他在孔子的形象中发现了教父们在柏拉图身上表现出的同样可能性。然而，罗马进行了干预，以防止这种文化适应性的滥用。这被称为 "中国礼乐问题"，并批评了这些耶稣会传教士的精英行为，比如，他们参与其他王国的政治事务或接近精英，却忘记了向社会其他阶层传授基督教。

利玛窦留在北京直到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条罗马教廷错过的坦途，从而失去了传播中国福音的大好机会。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北京宫廷工作的其他耶稣会士都成为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因为耶稣会传教士在这些古老文明中拥有的智力、科学和艺术知识，比宗教传教的影响要深远和持久。

《易经》著作中的首次出现归功于利玛窦的追随者之一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神父，他在回到欧洲后，将《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本身和《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将它们归纳为一部名为《中国五经》（1626）的作品。至于《易经》，耶稣会传教士的工作浅显而谨慎，因为它是一本神谕书，不符合传教士的基督教理想，所以许多牧师决定与之保持距离，认为儒家思想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几十年后，《易经》出现在其他耶稣会士的作品中，如Álvaro de Semedo神父，他做的是翻译工作，而不是分析工作。这位葡萄牙传教士翻译了《大中国志》，并在其作品《Relaçao da pragaçao da fe no reyno da China e otros adjacentes》（1641年）第十章中将《易经》称为Yekim，指出这是一本涉及创造、毁灭、命运等问题的书，是道德和善治的指南。

这本神谕书最重要的进展，这次是更积极的描述，来自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他出版了《中国历史》（1658）。卫匡国神父描述了被称为阴和阳的两种属性，并附有一个64卦的数字，寻求与毕达哥拉斯思想的联系，承认《易经》比这位希腊数学家早了很久，并论证了这本白话书是为道德原则和善政服务的。此外，卫匡国提出的六十四卦图是首次在欧洲被引进和出版的。

在卫匡国神父的贡献之后，过了三十年才在传教士的著作中听到关于突变之书的说法。然而，在这段时间内，Collani向我们保证，一个与Francisco Javier关系密切的人物，耶稣会传教士Francisco Saverio Filippucci写了关于《易经》和太极的正传，这个明显失传的文本在 "中国礼乐问题”上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是关于教廷对耶稣会不服从和偶像崇拜的指责。

如上所述，过了三十年才再次听到关于《易经》的消息。1987年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以耶稣会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为首的约20名传教士参与了这部作品。该书也对《易经》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试图使其与基督教思想相容，特别是在道德问题上。它还专门解释了阴阳，两者都是由伟大的太极轴产生的，并特别强调了《易经》的作者就是伏羲，是中华帝国的神话创始人之一。

下一次提到《易经》是在《中国新关系》（1688年），这是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Gabriel de Magalhães)的作品，他对《易经》持正面看法，认为这是一本令人钦佩的书，任何人类都无法理解，更别说外国人。

亚洲的许多耶稣会传教士遵循利玛窦的策略，采用吏治文化，以获得贵族的关注，然后才引入基督教，他们被指责为不服从命令和崇拜偶像。因此，罗马不得不进行干预，警告他们所从事的危险行为，从而忘记了传教。

传教士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试图证明中国礼制问题和教廷的指责是由于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然而，质疑教皇的权威和决定是一项严重的罪行，这意味着耶稣会传教士违反了他们教会的第四个誓言：服从教皇，这是耶稣会的敌人用来试图消灭该宗教团体的一张王牌。

他的反对者包括成为福建、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传教士，颜珰(Charles Maigrot)。他谴责耶稣会在中国的工作，认为孔子的教义与基督教信仰相悖，并称《易经》只是一本迷信之书。

耶稣会传教士白晋(Joaquim Bouvet)是《易经》的一个转折点，他对《易经》的迷恋使他成为少数致力于深入研究《易经》的传教士之一。白晋属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1688年以数学家身份在北京立足，并很快成为康熙皇帝的老师之一。这位法国传教士属于18世纪出现的一种趋势，有时被称为一个教派，叫做 "形象主义"，包括在《圣经》中寻找寓言，并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因此，白晋在道教和新儒家书籍中寻找人物，意图将许多中国皇帝和神话英雄与《圣经》中的人物进行比较。

白晋无视颜珰的制裁，决定向康熙皇帝提出他对《易经》的想法和研究。这位天子也热衷于《易经》，鼓励神父进行调查，但白晋的迟钝和错误，以及反对他的形象主义思想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敌意，使他与这位中国君主的关系恶化。尽管如此，在康熙死后，白晋是少数在雍正皇帝的指令下被允许留在北京的传教士之一。

这位法国传教士对《易经》研究的奉献和热情得到了回报，他在天朝的传教士编纂了49本中国书籍，并带回了法国，其中一些书籍：《易学外篇》，《易考》，《易引原稿》、《周易原旨探》、《太极略说》、《先天未建始终之数由天尊地卑圆而生》以及一本非常有特色的书《诗经研究》。

由于形象主义的威胁，白晋的作品从未在欧洲公开传播，但与这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关系非常密切并与之通信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是白晋研究在欧洲的传播者。1701年，通过他们的许多通信之一，白晋神父向莱布尼茨展示了《易经》的六芒星，立即引起了这位德国人的算术兴趣，并且他为法国科学院发表了一篇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1644年天朝发生了朝代更迭，因为明朝被满清打败了，现在是清朝的知识分子在尝试翻译《易经》。这导致莱布尼茨批评中国人，理由是他们歪曲了这本神书的真正含义，应该由西方来重新教给他们。

莱布尼茨是传播白晋思想的人物，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面，但他们通过信件保持着友谊，这对欧洲的《易经》研究来说硕果累累。

最后，关于《易经》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及其在欧洲的传播，我必须说它与三位同白晋有仇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有关：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汤尚贤(Pierre-Vicent de Tartre)和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这三位传教士对他们同胞的形象主义思想颇有微词，并否认中国经典中包含与基督教有关的真理，因此他们带头指控白晋，在罗马和中国皇帝面前诋毁他的思想，因为这三位耶稣会传教士担心白晋的思想会危及他们的利益。

《易经》的完整译本是三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作品，多年来一直被尘封在巴黎皇家图书馆，直到1830年，一位年轻的德国东方学家摩尔(Julius Mohl)访问了这里，被法国在华传教士的手稿所吸引。他开始意识到这些手稿的重要性，并开始出版许多作品，但《易经》并没有变得如此受欢迎。两位新教传教士麦格基(Canon McClatchie)和理雅各(James Legge)对这本神书的英译版也在一段时间后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最成功的译本是德国新教牧师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1924年出版的《易经》，书名为《I Ging, Das Buch de Wandlungen》。 Wilhelm是20世纪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他在中国传教期间得以研究众多中国作品，其中包括《易经》，并在清朝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精心翻译了《易经》。他的成功在于让《易经》即便脱离基督教特色，也能接近西方思想。

总之，很明显，欧洲人心目中的亚洲形象是扭曲的，是一个神话与现实混杂的乌托邦式的地方，因为东方是上帝安置人间天堂的地方，这在《创世纪》2:8中有所体现；"上帝在伊甸园的东边种了一个花园"。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被描绘成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许多中世纪的旅行者都认同它的几个共同点：由一个富有、善良、公正的人统治的遥远、巨大、繁荣、文明的王国。尤其在马可·波罗的作品中，他把天朝帝国作为一个商业天堂的愿景带到了欧洲。这位威尼斯商人的作品和他的描述引起了欧洲人对远东的好奇心，特别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成为欧洲了解中国文明的主要情报员，在敬畏和谨慎中带来了丰富的知识。

与中世纪的旅行者和商人一样，耶稣会传教士们同意，中国是一个遥远的王国，由植根于儒家经典的道德和政治准则统治，通过因其知识而被选中的官员、他们在欧洲会钦佩的有教养的人来运作。这些传教士的工作不仅限于传教，还包括文化调解。

利玛窦等传教士设计了一种基于学习中国语言和采用其社会习惯的传教形式，使他们能够深入了解一种古老的文化。通过这种模仿的方法，耶稣会传教士能够与中国的经典著作合作，其中包括《易经》，尽管从一开始他们就与这些著作保持距离，因为它们包含与《圣经》相矛盾的历史数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试图找到与基督教信仰的相似之处。

《易经》在西班牙的痕迹之一可以在萨拉戈萨的皮拉尔圣母大教堂的建筑中找到，特别是侧殿的八个八角形穹顶上的六芒星。显然，萨拉戈萨的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的传教士有来往，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萨拉戈萨的传教士们对这些六芒星有所了解，以至于他们决定在大教堂的外墙上显露它们。我们所说的这个六芒星象征着天与地、日与月、火与水的结合。

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方化，自该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使他们多次谴责欧洲的异教徒化，威信也相应下降。事实上，这种异教化是1767年耶稣会被驱逐出西班牙时对他们的众多指责之一。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教士所做的伟大工作，他们通过传教的愿望，开始对亚洲进行研究，并对一个对西方来说神秘莫测的地区历史和现实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BURRIEZA SÁNCHEZ, Javier; REVUELTA GONZÁLEZ,Manuel; LÓPEZ EGIDO, Teófanes, 耶稣会传教士在西班牙和西语世界中的地位, Madrid, Marcial Pons 2004年

CHAMORRO NAVARRO, José Manuel, “皮拉尔圣母大教堂的建筑学原因”，刊载于《徽记》：阿拉贡徽记期刊, N° 20-21, 2014-2015年

6 CLAIR SEGURADO, Eva María, "中国礼制问题：耶稣会的不服从和偶像崇拜", 刊载于Hispania Sacra, 第54期, 9号, 2002年

COLLANI, Claudia, “西方与《易经》的首次相遇：发过耶稣会传教士18世纪的信件及拉丁文译本的介绍和版本”,刊载于 Monumenta Serica

IMÉNEZ MARTÍN, Pedro Jesús, ‘易经在西方的登场，刊载于《体育文化与东西方宗教传统》(https://blogs.upm.es/culturafisicaoriental/2021/01/19/entrada-del-i-ching-en-occidente/) [2023年2月24日查询]

廖燕平，《利玛窦和庞迪我：紫禁城中的两个外国人》，载于《孔子学院评论》，第三卷，第54期，2019年

文章分类：第六届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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